張生：國際檔案中的中國抗戰史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項目“國外有關中國抗日戰爭史料整理與研究之一：李頓調查團檔案”負責人、南京大學教授

2015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准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抗戰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証詞等各種人証、物証來說話。要加強資料收集和整理這一基礎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國各地抗戰檔案、照片、資料、實物等，同時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資料、圖書報刊、日記信件、實物等。

中國抗日戰爭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國抗日戰爭史資料，是深化抗戰史研究、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路徑。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現“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抗日戰爭研究專項工程”的支持下，中國學者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運用全球資料，開展抗戰史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

比如，關系到“九一八”事變和十四年抗戰的李頓調查團檔案，最近在日內瓦“國聯和聯合國檔案館”中發現。檔案詳細記錄了調查團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談話，在中國各地、特別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變直接相關人士如張學良、王以哲、榮臻等人的談話記錄，調查團在東北的實地調查、詢問日軍高層的記錄，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動，中國各界的陳情書，日本官方和東北偽組織人員、漢奸的表態，世界各國、各界的反應等。檔案生動記錄了國破家亡關頭國人的反應和認識，哈爾濱商民代表致函李頓代表團稱：“雖然，滿洲吞並，恐不惟中國之不利。即各國之經濟，亦將受其影響。世界二次大戰，迫於眉睫矣。”清華大學自治會致函代表團指出：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國聯面臨著建立以來最大的危機，對“九一八”事變的處理，將考驗它處理全球問題的能力。公平和正義能否實現，將影響到人類的命運。他們向代表團嚴正提出“五點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一起解決﹔不承認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變的現狀﹔任何解決不得損害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日本必須對此事件的后果負責。相關檔案達千萬字，必將極大地推動“九一八”事變和相關問題的研究。

比如，在中日歷史問題中佔據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殺問題。除中國各地檔案館、圖書館外，中國學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國相關機構，系統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檔案文獻，發現了大量珍貴文獻、圖像資料，出版《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2卷。不僅証明了日軍進行大屠殺的殘酷性、蓄意性、計劃性﹔也証明南京大屠殺早在發生之時，就引起了各國政府和社會輿論的關注﹔南京和東京兩場審判，進行了繁復的質証和細致的審判，確保了程序和判決的正義﹔日方細致的粉飾，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正義人士的揭露下真相畢露。全球性的資料，不僅深化了歷史研究，也為文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傳播學、藝術等跨學科方法進入相關研究提供基礎﹔不僅摧毀了右翼的各種謬論，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和戰爭犯罪性質。

國際抗戰資料，展現了中國抗戰史的豐富側面。如美國駐中國各地使領館的報告，具體生動地記錄了戰時中國各區域的社會、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形，對戰時國共關系和分野亦有頗有見地的分析﹔俄、美、日等國檔案館的細菌戰資料，揭示了戰時日本違反國際法研制細菌武器的規模和使用情況，中國各地民眾遭遇的重大傷亡和中國軍民在當時條件下的應對，以及戰后美國掩飾“死亡工廠”實情的目的﹔英美等國檔案所反映的重慶大轟炸和日軍對中國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的無差別轟炸，不僅記錄了日本戰爭犯罪的普遍性，也彰顯了戰時中國全國軍民同仇敵愾、不畏強暴的英勇氣概。哈佛所藏費吳生檔案、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所藏辛德貝格檔案、曼徹斯特檔案館田伯烈檔案等則從個人角度凸顯了中國抗戰在“第三方”眼中的圖景。

國際性的抗戰史料，充分說明了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研究發現，東北抗聯資料，不僅夯實了十四年抗戰的艱苦過程，也說明了戰時東北亞復雜的國際關系。日方資料中的“華北治安戰”“清鄉作戰”資料，從反面反映了八路軍、新四軍的頑強，其所牽制的大量日軍，從另一面說明中共領導的敵后游擊戰所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江面制造“巴納號事件”的日軍航空兵官兵，后來是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力之一，說明了中國抗戰與太平洋戰爭的聯系。參與制造“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和南京大屠殺的許多日軍部隊，后來在太平洋戰場上被美、澳等國盟軍消滅，說明了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戰場的相互支持。中國軍隊在滇緬戰場的作戰和在越南等地的受降，中國對朝鮮、馬來亞、越南等地游擊戰和抗日斗爭的介入和幫助，說明了中國抗戰對東亞東南亞解放的意義和價值。對大后方英美軍人、“工合”人士、新聞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研究，彰顯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多重維度，等等。

可以說，國際抗日檔案和各種資料，不僅補充了中國方面的抗日資料，也彌補了“在中國發現歷史”范式的不足，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研究全面性、客觀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誘導出“在世界發現中國歷史”的新命題。把“中國的”和“世界的”結合起來，才能更深廣、入微地揭示抗日戰爭的內涵，實現“總體研究要深、專題研究要細”的要求。

然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當前對國際抗日檔案資料的收集整理還不夠全面：一些資料經過前人的整理和編輯，研究者對深藏在各國各地區的原始資料挖掘不夠﹔對各國國家級檔案館圖書館較為關注，而對大學、私人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中的資料缺乏“殲滅性”搜尋﹔對相關檔案資料的內涵深度解讀不足﹔跨學科研究國際資料中的中國抗戰史，用多國語言發表相關著述，還處在起始階段。

加強國際抗戰資料整理研究，是中國抗戰史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中國抗戰史學界應當擔起的責任，需要我們群策群力，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責任感加以推進，不斷取得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