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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共產黨報人群體的出現與崛起研究〔1921—1949〕”負責人、浙江萬裡學院教授
【成果選登】
在不到30年時間裡，中國共產黨走過了從創建政黨到取得全國勝利的歷程。其間，在“槍杆子”實力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筆杆子”的威力也越來越彰顯，“兩杆子”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作為“筆杆子”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報人群體出現之后迅速崛起，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有特色的辦報模式和新聞思想，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報人群體，指的是具有中國共產黨黨籍，在中國共產黨所辦報刊中直接從事新聞採寫、評論寫作和報刊編輯等內容生產工作的記者和編輯，或實際兼任黨報黨刊領導職務、直接參與黨報黨刊內容生產的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門）負責人。前者專職生產黨報黨刊的內容，后者雖是兼職卻在參與黨報黨刊內容生產的同時影響甚至決定著黨報黨刊的發展方向。
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報人大致可以分為創黨初期報人、蘇區報人、延安報人及根據地和解放區報人四類。按照前述界定，當時共有244人。其中創黨初期報人74位、蘇區報人24位、延安報人78位、根據地和解放區報人68位。作為一個群體，這四類報人之間，不是簡單的、機械的延續關系。
創黨初期報人大多由黨的宣傳部門工作人員兼任。在“蘇聯模式”的直接影響下，自建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重視報刊工作，很快創建了一批黨報黨刊、團報團刊和工人報刊，分別由黨委宣傳部、團中央和團地方宣傳部以及工人領導機關宣傳部的工作人員親自擔任編撰工作。由於宣傳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工作，因此建黨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人絕大多數在黨報黨刊工作過。在國統區危險、艱難和清苦的環境下，他們積極主動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主張。他們在辦報實踐中服從黨的領導，把自己的報人角色融入黨員的要求之中，為探索創辦黨報黨刊的經驗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嘗試。由於國民黨的殘酷打壓，中共臨時中央於1933年初撤出上海並抵達江西，創黨之初的報刊活動由此結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紅色中華》《青年實話》《紅星》《斗爭》等一批黨政軍報刊陸續創辦。鄧小平、劉伯堅等9位紅軍報人的出現壯大了蘇區報人隊伍，這是與創黨初期報人隊伍在結構上的明顯區別。更重要的是，蘇區報人認為報刊除了要集中力量傳播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之外，還需要為蘇區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務。因此，配合擴大紅軍、征集糧食等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中心工作進行宣傳，成了蘇區報人的工作要求。此外，為了解決報社人手緊缺等問題和提高報道的准確性，蘇區開始著力在各機關和各地方區委發展通訊員。網格化、系統化的通訊員隊伍的建立，為后來“全黨辦報”思想的提出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不過，隨著“反圍剿”的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蘇區報刊活動由此結束。
長征抵達陝北之后，中國共產黨在很短的時間內重建了政權組織、軍事力量和宣傳體系。從一開始恢復出版《紅色中華》，到出版《新中華報》，再到延安《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等報紙和《解放》《共產黨人》《中國文化》《中國工人》等刊物的創辦，延安新聞事業很快繁榮起來，報人隊伍由此崛起。
延安報人的來源構成是多元的。78位延安報人中，張聞天、博古、陸定一、任質斌等10人是經過長征抵達陝北的﹔來自其他革命根據地和國共合作之后獲釋出獄而奔赴延安的革命者有20人。而全面抗戰開始后受中國共產黨吸引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文化人和知識青年，是延安報人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新涌入陝北的知識青年，由於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路線還缺乏真正的、系統的了解，因此首先需要進入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等延安的學校學習，之后再經過甄選分配到報刊社工作。
除延安報人之外，其他抗日根據地也興辦了一批報刊。無論是在報人的來源和特征上，還是在辦報模式和辦報思想上，其他根據地報人都深受“延安模式”的影響。
抗戰勝利之后，一部分延安報人被派往東北、華北辦報，從而有效地銜接了根據地報人和解放區報人之間的傳承。這與隻有陸定一、瞿秋白和周以栗3位創黨初期的報人繼續在蘇區辦報，及跟隨長征的蘇區報人隻有陸定一和任質斌2人的傳承模式，有顯著的區別。派到東北、華北的報人，后來成了接管新解放城市新聞事業、在新解放大城市辦報的骨干甚至領導。堅守在陝北辦報的報人，在西北各省解放之后被陸續派往各省辦報並擔任了領導職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延安報人為全國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他們讓延安報人的辦報思想和工作作風走向全國，並深遠地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后新聞事業的發展。
多數中國共產黨報人是因為個人素養符合黨報黨刊的用人要求，經過黨組織的細致甄選才得到指派進入報刊社工作的。這一甄選模式，在報人群體崛起的延安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投身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人和知識青年，參加革命的初衷，並不是辦報。但是，他們或由於早年有過報刊工作的經歷，或由於展示出了辦報的素養和能力而得到舉薦，成為延安報人。本著“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的信念，他們在成為報人之后，即把自己融入中國共產黨的報業之中，學習中國共產黨的辦報理念，並在辦報實踐中邊干邊成長。
他們接受了指派，也自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對報刊和報人的要求。在他們的潛意識裡，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中國共產黨人，然后才是報人。著名記者安崗的一次回答，充分証明了這一特點。1948年底，安崗在西柏坡遇到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劉少奇便問安崗是怎麼辦起報紙來的，他回答說：“黨叫干什麼，就干什麼，是服從工作需要。”在他們看來，辦報是革命分工的一種，報人也僅僅是眾多革命崗位中的一個。組織指派的從業緣由，是他們對黨管報紙、黨管報人的高度認同。
中國共產黨報人群體的培養，主要在兩個維度展開：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創黨之初和蘇區時期，由於黨和政府領導人的署名理論文章、重要會議的報告和決議在報刊內容中佔很大比重，新聞報道的內容不多，專職報人的人數也較少。隨著延安報刊數量的增加和新聞報道的增多，專職報人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報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也相應得到重視。從青訓班甄選知識青年進入以政治思想教育為主的延安學校學習，再從延安學校畢業生中甄選部分畢業生進入報刊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保証了報人的政治素質。而辦報之余，報社經常開展政治理論和政治時事學習，報人的政治思想教育由此制度化和常態化。即便是處於流動辦報狀態下的根據地和解放區報人，政治理論學習也抓得很緊，如晉察冀日報社為了便於開展學習，利用報社現成的設備編印了許多綱領性文件和領導講話的讀本。制度化的政治理論學習，保障了報刊的宣傳方向和報人的政治覺悟。二是辦報業務能力培養。由於沒有專業的新聞院校培養，絕大多數報人進入報刊社工作之前，沒有機會接受系統的新聞業務訓練，他們的辦報技藝隻能邊干邊學。為了盡快適應新的工作崗位，各報刊社都有一套訓練新報人的方法，核心是同事之間的“師傅帶徒弟”和“老手帶新人”，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報人的上述甄選和培養模式，有效解決了報人的養成問題﹔其中的很多經驗，為新中國成立后專業新聞院校的人才培養所借鑒。
中國共產黨報人群體的產生，與中國共產黨新聞（宣傳）思想發展、新聞管理體制發展、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發展相適應。根據黨報黨刊的屬性和功能，中國共產黨確定了報人的定位和職能﹔隨著新聞宣傳事業發展壯大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報人群體的甄選和培養體系日漸完善，並在延安時期趨於成熟。延安報人不僅有力支撐了延安報業、解放區報業發展，而且為新中國成立后新聞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員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