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盾：歷史唯物主義與近代西方政治哲學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研究”首席專家、吉林大學教授

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無疑構成了最為全面而深刻的一種現代政治哲學敘事，至今依然影響著現代政治理論與實踐的走向。但歷史唯物主義卻並未在政治哲學維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們只是關注這一學說包含的直接政治論斷，而非產生它的政治哲學維度。一般來說，研究者習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本體論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學理由，突出歷史唯物主義以“實踐”為基礎對主客關系問題的解決。這種解讀雖不乏深刻性，卻未必符合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本意，因為馬克思從未設想過脫離政治現實的本體論問題，馬克思對所謂“本體論立場”的選擇，恰恰是基於對政治問題的深沉思慮。基於此，發掘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哲學維度，從思想史角度探討歷史唯物主義與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的關系，對於重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價值，並以此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提供理論依據，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唯物主義與近代英法政治哲學

從西方政治哲學史的視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最先提出了現代政治的最高問題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權利，一切權利中最重要的權利是財產權，財產權的正當性來自勞動等一系列命題，以此奠定了近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德國古典哲學乃至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都在這個問題域中展開理論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個人權利原則后來演變成資本積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則的理論基礎，則成為盧梭和馬克思批判的主要對象。盧梭的重要性在於他是第一個對霍布斯、洛克為現代性的奠基進行批判的人。盧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這個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盧梭為現代性開啟了理想主義的維度，對馬克思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馬克思則以對資本主義異化的批判和超越，將盧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於堅實的現實基礎上。

由霍布斯、洛克開啟，延伸至盧梭、康德的契約論傳統，到黑格爾、馬克思這裡遇到反撥。契約論旨在實現以個人為最終目的而以普遍立法為基礎的市民社會理想。馬克思則認為，由於契約論立足於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它所承諾的普遍人道理想是抽象的和形式的，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把自我立法的契約論模型創造性地轉化為社會領域內自由生產者聯合的理論構想，從而使現代政治的人道理想具有了具體的實質性內涵。

近代政治哲學的焦點問題是財產權問題。蒲魯東對資產階級財產權的合法性進行了激烈批判，這一批判構成了英法政治哲學中批判傳統的一個重要環節。馬克思高度評價蒲魯東財產權批判的意義，同時對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立場予以堅決抵制，而提出用“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社會財富總和的佔有”來取代資產階級財產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就近代社會是經濟型社會而言，古典政治經濟學本質上就是近代社會的政治哲學，它上承霍布斯、洛克的問題，下啟黑格爾、馬克思的探索，是近代政治哲學譜系的極重要一環，也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之思想淵源中的關鍵部分。亞當•斯密開創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把經濟置於現代政治的核心，終結了政治觀念論的傳統，為現代政治哲學設置了全新的格局。此后康德與黑格爾在哲學高度上對政治經濟學的反思，既構成了對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超越，也為馬克思創建歷史唯物主義的新政治哲學准備了思想條件。

古典政治經濟學從財富的生產和佔有角度，對近代市民社會的起源和結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稱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有賴於政治經濟學。但古典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市民社會理論，主要目的是探討市民社會的合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基礎，而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哲學要義則是要批判和超越市民社會，這一批判的理論形態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具體來說，古典政治經濟學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是訴諸自由市場，它認為自由交換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促進社會和諧。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則挑明了自由市場觀念的意識形態本質，指出正是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才是造成全部近代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在近現代，政治哲學討論的正義問題實質是經濟問題，亞當•斯密所理解的正義主要是指交換正義，李嘉圖派社會主義者則依據勞動價值論原理把交換正義改寫為分配正義。馬克思認為，分配正義理論依然囿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歷史唯物主義則奠基於生產領域的革命，通過建構合理的生產方式，為真正人的自由個性的全面發展提供物質前提，這就是生產正義。

歷史唯物主義與德國古典哲學

德國古典哲學是對近代政治哲學的“概念式理解”。康德給自由概念以最高的表達，並在其中注入了現代政治哲學的問題因素﹔黑格爾則以更全面具體的方式，將現代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綜合於“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一思辨結構中，表達了現代性問題不斷增長的復雜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哲學問題直接承接著康德和黑格爾。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重新理解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他們的理論工作始終圍繞著現代性的建構與批判這一時代主題，具體來說就是如何為現代政治奠定合理的基礎，解決好特殊性與普遍性（即私利與公共善）之間的沖突。康德先是以無與倫比的道德激情高揚最純粹的普遍性理想，並將其上升到先驗問題界面，貶抑“特殊性原則”，然后又在法國大革命的昭示下逐漸領悟到“特殊性原則”的不可回避。黑格爾對現代性的深刻內在矛盾作了進一步揭示，提出隻有在承認特殊性的前提下貫徹普遍性理想，才能實現兩者的統一，才能產生“具體的現實的自由”。馬克思則提出了否定資產階級財產權這一全新政治目標，以此徹底解構和超越了主導整個現代的“特殊性原則”﹔同時，通過強調“社會所有制”基礎上人的自由的最大限度實現，而將現代政治哲學的普遍性議題推向頂點。

康德政治哲學對馬克思的重要影響在於，康德最早把握到了人類建立知識和社會規則的主體性原則，這為馬克思超越古典經濟學的物質主義傾向提供了契機。馬克思對資產階級財產權的批判，主張“全體自由的個人對社會財富總和的聯合佔有”，則把康德的“絕對善良意志”落實為一種絕對善良的制度。

黑格爾政治哲學對馬克思的影響更為顯著。第一，黑格爾把亞當•斯密的勞動抽象置入邏輯學的概念框架，揭示了著名的“勞動的辯証法”論題。黑格爾的這一勞動論題對馬克思解說勞動的本質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另外，黑格爾也開始注意到勞動的某些異化現象，這為后來馬克思提出異化勞動理論准備了思想素材。第二，黑格爾的財產權批判論題對馬克思產生了更為重要的影響。在《法哲學原理》中可以看到黑格爾的兩個觀點：一是“一個快要餓死的人有絕對的權利去侵犯另一個人的所有權”——這意味著私有財產並非神聖不可侵犯﹔二是“貧困是由針對一個階級或另一個階級的不法所導致的”——這揭示出普遍貧困的本質是“窮人的權利”問題。黑格爾這兩個觀點觸及現代性批判中最尖銳最激進的一個主題，它們將黑格爾與盧梭、蒲魯東和馬克思聯系起來，共同構成了近代政治哲學中以財產權批判為標志的“異端”話語。馬克思革命性的新創見是：財產權的本質是“窮人的權利”（即無產階級的權利）問題，現代人的自由必須從普遍人權擴展到窮人的財產權。這樣，馬克思就把他的階級政治建立在財產權這一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上。馬克思對資產階級財產權的“去合法化”，實現了自盧梭之后現代政治哲學的又一次重大創新，而黑格爾對財產權的批判則可以看作馬克思財產權批判的思想先聲。

黑格爾通過他的概念哲學（邏輯學），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類自由的先驗本質對於文明世界的創造關系，從而啟發了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構建。正是在黑格爾的基礎上，馬克思才能獲得“改變世界”即揚棄現代資本主義的哲學立場。

同時，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又是從批判黑格爾政治哲學開始的。在早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雖然尚未從政治經濟學層面展開與黑格爾政治哲學的對話，但他已經注意到黑格爾哲學的唯靈論性質造成了黑格爾政治哲學理論上的封閉性和實踐上的專制傾向。馬克思中后期的作品延續了這一批判思路，並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的人道理想和正義理想充滿了虛幻色彩，而黑格爾哲學本質上仍然是對這一理想的合理化辯護﹔隻有從現實的資本支配關系和階級沖突出發，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和變革動力。馬克思由此超越了黑格爾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等級和分工的理解，最終在個人全面發展、自由活動以及共同控制社會生產和交往的基礎上，勾勒出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哲學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