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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石門文字禪校注”負責人、四川大學教授
【研究心得】
北宋名僧惠洪是中國佛教史和文學史上一個不可多得的奇才，其著述范圍之廣，在兩宋禪林中可稱第一，后世僧人也罕有其匹。他既致力於佛教論疏、禪門旨訣、僧史僧傳、禪門筆記、語錄偈頌的撰寫，又流連於世俗詩文詞賦的創作與詩話、詩格的探討，甚至偶爾旁及儒書注釋。據各種僧傳、書目、方志記載，惠洪一生著述有二十多種，一百八十卷，去其亡佚和重出，今存著述尚有十種一百零四卷。惠洪的詩文集《石門文字禪》正是他整個撰述理念以及寫作內容的集中代表，不僅體現了佛教內部禪教合一的傾向，而且也顯示出僧人借鑒士大夫文學傳統而交融儒釋的自覺努力，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掙扎於出家忘情與世俗多情之間的詩文僧的絕佳樣板。
《石門文字禪》共收古近體詩（含偈頌和詞）一千六百五十八首，各體文五百三十五篇。惠洪的詩文創作主要繼承了以蘇軾、黃庭堅為代表的元祐文學傳統，同時借鑒佛教禪宗的思維方式及部分語言特點，文字與禪的雙向交流融會，使他成為宋代禪僧文學書寫的典范。惠洪的文學觀念受蘇軾影響很深，主張“風行水上，渙然成文”“沛然從肺肝中流出”，他寫作詩文常以快意為主。佛教義學經論的博辯無礙，禪宗語錄的靈活通透，則從般若智慧方面給他的寫作以更多的助益。同時代的圓悟克勤禪師稱他“筆端具大辯才，不可及也”。
惠洪詩文在他生前就已被傳抄。《石門文字禪》在他死后由其弟子覺慈編成。宋代各本皆久已亡佚，刊刻情況不詳，今存最早版本是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徑山寺刻本，今見各種《石門文字禪》都出自這一版本系統。惠洪詩文早在南宋就傳至日本，在室町時代五山禪僧文集中，常能看到對其詩文的征引評論。遺憾的是，日本今存版本也都出自萬歷本系統。比如寬文四年（1664）田原仁左衛門刻本，版式與萬歷本全同，隻有幾處句子旁夾注異文，略可供校勘。寶永六年（1709）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門貫徹《注石門文字禪》刊刻問世，其注底本雖出自萬歷本，但它是中日學界迄今為止《石門文字禪》的唯一注本，承載著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2012年，張伯偉等人整理校點《注石門文字禪》由中華書局出版，嘉惠中國學林，為功匪淺，對於宋代文學、禪學、域外漢學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廓門的注釋受制於其時代、地域及知識結構的局限，多有紕繆疏漏，其對於儒釋的“古典”尚能征引，而對於北宋士林、禪林的“今典”則多付諸闕如。而中華書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標點斷句方面，尚存在不少訛誤和可堪商榷之處。
為推進中日兩國宋代文學與禪學研究的發展，以一個中國學者的身份與日僧廓門貫徹展開相隔三個世紀的對話，同時也為了使惠洪詩文集的價值更清晰地展示於世，十多年前，筆者為自己設定了重新全面校注《石門文字禪》的任務，以期利用自己長期研究宋代禪宗文學與參加《蘇軾全集校注》的經驗，利用當今大數據時代帶來的古籍檢索的便利條件，盡可能給讀者呈獻上一部更為完善、更便於閱讀的新注本。
這部《石門文字禪校注》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萬歷徑山寺本為底本，參校廓門注本、《四庫全書》本、《武林往哲遺箸》本、常州天寧寺本、寬文刊本等，同時參校歷代選本，如《聲畫集》《宋高僧詩選》《瀛奎律髓》《古今禪藻集》《宋藝圃集》《石倉詩選》《宋詩鈔》等，還參校宋人詩話筆記，如《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能改齋漫錄》等，尤其是惠洪自己的著作如《冷齋夜話》《林間錄》《智証傳》《禪林僧寶傳》等，再參校禪門典籍，如《人天眼目》《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樂邦文類》《禪林類聚》《禪宗雜毒海》等，此外參校各種類書方志，如《錦繡萬花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永樂大典》《輿地紀勝》等。在校勘方面，除了用對校法勘証異同之外，本書更多採用其他三種校勘法：一是本校法，以本書前后內容互証，定其正誤高下。二是他校法，以惠洪其他著作或他人著作校對本書。三是理校法，根據上下文文意，融會貫通，校正不成辭的文句，其基本判斷為“涉形近而誤”和“涉音近而誤”兩類，這兩種錯誤的產生是因底本最初的抄錄性質所致。以注釋說明校改理由，是本書採用理校法的一個重要前提，其理由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修辭學以及宗教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等各方面的証據，盡量避免校勘者的主觀臆斷。出於對底本的尊重，本書在校改時均將底本原文字用括號標出，讀者在閱讀或利用本書時，也可知底本原貌。
在注釋方面，此書為絕大多數作品作了系年，力求做到知人論世。除了注明音讀、解釋詞義、說明修辭、引証典故、疏通文意、闡明思想之外，本書還盡可能考証人名、地名、本是，推求出與作品相關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力求為讀者了解北宋禪林和士林的基本狀況提供助益。《石門文字禪》中有大量涉及佛教禪宗的作品，因而注釋時筆者力求介紹各種佛教知識和禪門習語，引証並解讀相應的佛教文獻，以使讀者能初步讀懂。總之，筆者期待《石門文字禪校注》的問世，能給研究宋代文學、史學、佛教禪宗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學者提供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