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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儀禮》學史”負責人、井岡山大學教授
【成果選登】
在漢代以降的我國古代社會中，《儀禮》學歷來為學術界所重視，曾長期處於“顯學”的地位，歷代著述可謂汗牛充棟，其中尤以清代為鼎盛。據統計，單是這一時期，已知的《儀禮》專經類研究專著就有225部，涉及學者多達177人，文獻數量佔整個古代《儀禮》學研究總數的21.4%。
清代《儀禮》學研究始於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姚際恆《儀禮通論》，一直到宣統三年前后，經歷了一個從萌芽發展期到興盛期再到總結與衰微期的發展過程，亦即由“博通”轉“專精”而至“總結”的變化過程。這是禮經學自身獨特學術發展的結果，也是清代不同時期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思潮演進諸多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
乾隆二十年以前，是清代《儀禮》研究的萌發期，重在“博通”。康熙朝中期之后，統治者打出儒家思想的牌子，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甚至於乾隆元年立三禮館纂修《三禮義疏》和《大清通禮》，確立了崇獎經學的文化格局。又一方面，由於《儀禮》代表的是古禮，可以用它來規范人們的道德行為、整治人心風俗，加之禮學本身固有的強烈的經世特色，故從明代遺民開始，一直到乾隆初期逐漸成長起來的學者，頗不乏人致力於《儀禮》學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的風氣很盛，一定程度上左右著當時的禮制文化建構思潮。
具體說來，清初《儀禮》學的復興，是在顧炎武、黃宗羲等晚明遺老的倡導下，由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姚際恆《儀禮通論》二者的禮經研究，揭開了該領域研究的萌芽狀態。在這種禮制文化重構的熱潮影響下，踵繼者紛紛繼起，一批明清之交出生而又任職朝廷的學者，如毛奇齡、朱軾、姜兆錫、方苞、任啟運、吳廷華、徐乾學等，還有一部分來自民間的學者如姚際恆、萬斯大、徐世沐、李光坡、江永等人，紛紛將目光投注於《儀禮》學的研究上。諸學者採用考辨體、考証體、纂集體、通釋體、疏注體、章句體和評點體等各類著述體式，或採取纂集重構的詮釋策略，或採取以考據為基礎的詮釋策略，或採取以義理為基礎的詮釋策略，或推闡發明《儀禮》大旨，或綜研《儀禮》十七篇文，或質疑辯難前人可疑之說，闡發禮經大義，考訂儀制訓詁，走上了一條清廷統治者與知識界共倡並勵的互動之路。由此，當時學界形成了禮經研究的四大學術流派：創發新說派、淹通漢宋派、張揚朱學派、經俗互貫派。
乾隆二十年延至道光十年前后，是清代《儀禮》研究的興盛期，重在“專精”。此前各朝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為乾嘉時期倡導學術之流風奠定了充裕的經濟基礎。乾隆朝中期，高宗帝大興文字之獄，同時延繼康熙朝“佑文興學”的文化政策，積極鼓勵科舉士人講求經學，推行科考以經試士，並積極尋訪民間遺著，組織編纂《四庫全書》。在總纂修官紀昀的周圍，聚集了戴震、王念孫、任大椿、朱筠、金榜、戴震、淩廷堪、任大椿、韋協夢等一批考據學者。《四庫全書》修成並傳播開來后，一批批精通考據學的士人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民間士人倡導經學研究延繼漢唐諸儒的學術傳統。受此大環境治學風尚影響，一大批學者投入《儀禮》學研究中，使《儀禮》學研究的深度加大，出現了一大批專精之作，數量上遠遠超過前期。
這一階段的禮經研究者大多倡導《儀禮》研究的考據之風尚，特別是在禮學思潮上，安徽歙縣學者凌廷堪承繼了惠棟和戴震二人義理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的主張，提出了“以禮代理”的學術主張，其交游劉台拱、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則紛紛歆然而動，大力提倡凌氏之說，一時間學界幾乎以言理為禁忌，群棄理學而歸之，從詮釋理念上對當時的《儀禮》詮釋加以指導。表現在著述體式的擇取上，主要以考辨體和考証體、校勘體、校注體、補注體、專門圖解體等為主，纂集體、通釋體、疏注體之類體式居於次要地位。至於在詮釋策略的選擇上，此時的研究者不再選擇以《儀禮》固有的義理為詮釋基礎和詮釋重點，也不再將以結構為基礎的纂集重構詮釋策略作為治學關注點，而更多地注目於以考據為詮釋基礎。盡管如此，不同學者的禮經研究治學旨趣、詮釋風格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別，大致可分為漢學考據派、淹通漢宋派、尊尚鄭學派、張揚朱學派、專事校勘派等學術流派。
道光十年之后迄止於晚清，是清代《儀禮》研究的總結與衰微期，重在當朝禮經詮釋新成果之“總結”與傳承。當時清政府遭遇內亂外侵交加的局面，但傳統的考據式經學研究並未因此停滯不前，皖派及其他相關部分學者繼續延續朴實的乾嘉治學傳統，從事經學研究。就禮學思潮來看，在清后期學術與社會均呈紛紜變幻、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圍繞“禮”與“理”、“禮學”與“理學”的關系認識問題，出現了兩種近似而又略存差異的禮學思潮，一是陳澧的“理學即禮學”說，一是黃以周的“禮學即理學”說。他們力主理與禮的融合，注重發掘先秦禮學特別是《儀禮》與《禮記》文本的禮意內涵，並未創設一套新的禮學思想和學術理念，重於傳承而非創新。在禮經詮釋策略的確立上，僅屬意於以考據為基礎的詮釋策略，通過博征眾注疏解、發凡立例、申解鄭《注》、圖解禮制、訂誤質疑、章義述注等方式，將儀文節制的詮釋、名物訓詁和禮意的闡釋結合起來，進一步還原先秦禮學的要旨。由於這一時期詮釋家的詮釋目標、詮釋理念差異，他們在校釋《儀禮》原典的詮釋體式選擇上，與前期、中期學者頗有差異，專題考証體、考辨體和疏注體、廣補體、補注體、箋體、學體等相關體式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成為清代后期《儀禮》學研究的一大亮點，原本屬於中期學者青睞的釋例體、校勘體、校注體等，不再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並且，隨著《儀禮便蒙》《讀儀禮錄》《儀禮可讀》《儀禮先易》《儀禮問津》等一批禮學普及讀物的出現，讀本體、刪改體、增串體、評點體之類體式，得到了著者的追索與更高的認同，禮經文本的傳播和普及受到了學者普遍重視。
清后期，大致包括兩個較短的禮經學發展階段：一是道光、咸豐之際的總結式階段，本期學者們在整理此前各類文獻的基礎上，對前期學術加以系統總結和梳理，游刃於諸說之間而加以折中，在總結繼承之中進一步求得學術發展，進而出現了像胡培翚《儀禮正義》一類集大成之作﹔二是同治及光緒、宣統三朝，這一時期盡管也出現了曹元弼、吳之英等數名禮經學大家，但較之清代前期、中期，有影響力的禮經學著作並不多見，研究整體上趨於式微。
傳統經學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於實事求是地還原學術史的真實狀況，評判學術價值，推出儒家文化之精華。“禮”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特質與核心內容，《儀禮》學研究既有學術意義，又有治術意義，受到歷代統治者和學者的普遍重視，在中國文化中扮演了基礎倫理和制度資源的雙重角色。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回溯清代《儀禮》學史的研究狀況，有助於凸顯禮經學在傳播、整理和研究過程中的社會功能，深層次認識和把握禮學在清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歷史地位。從文化傳承角度而言，當下開展清代《儀禮》學史的研究，本質上講就是為了進一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因為隻有對傳統禮學史進行一番深入的挖掘、整理和總結，才能批判性地繼承和發揚傳統思想文化，為構建現代倫理規范、社會秩序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和理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