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東：多維視角下戰國秦漢時期的北方長城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多維視角下內蒙古地區戰國秦漢長城研究”負責人、內蒙古大學教授

“研究長城不要隻站在長城裡邊看長城，也不要隻站在長城外邊看長城，還要站在長城上邊看，才能看全面。”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的這段話，對於研究長城特別是北方長城，富有啟發和指導意義。

修筑長城是為了化解游牧民族的軍事優勢

我國古代的北方長城最早修筑於戰國秦漢時期，這是我國歷史上富有活力和變革精神的時期。隨著鐵器和牛耕的普及，農業生產力有了革命性提高。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中原各諸侯國紛紛進行政治改革，以君主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祿制，秦漢時期更是建立了大一統的君主專制的集權國家，中原農耕民族以積極進取的精神和整體的力量向北方地區開拓。與此同時，以匈奴、東胡為代表的北方地區草原民族也發展到專業化的游牧生產方式階段，匈奴統一了北方草原，依靠全民皆兵和馬上騎射的優勢，不斷對農耕地區發起進攻和掠奪。中原政權為了守衛向北方地區開拓的成果，保護農耕文明，修筑長城阻止游牧騎兵的南下。戰國秦漢時期的北方長城，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修筑的。

戰國秦漢時期與北方接壤的中原政權無一例外地修筑長城，就是為了化解游牧民族的軍事優勢。游牧民族“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稍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他們“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全民皆兵，生活條件與戰斗條件相一致，發動戰爭的成本遠低於農耕民族。游牧騎兵行軍速度快，機動靈活，隨時可以對農耕地區發起長途奔襲。對於中原政權來說，以步兵對付騎兵面臨著難以想象的困難。一是戰線過長，防御不易﹔二是速度過慢，無法追趕騎兵的步伐﹔三是戰爭成本過高，后勤供應困難。游牧騎兵的致命缺陷是長於快速奔襲卻短於攻城略地。通過修筑長城，中原政權將“來如天墜，去如電逝”的草原騎兵阻擋於高牆之下，並利用長城居高臨下、預警調兵的優勢，將流動戰變為陣地戰，迫使游牧騎兵攻堅步戰，棄長就短﹔中原政權則以長應短，以守為攻，將游牧騎兵的機動性優勢抵消於無形之中。

長城是保衛開拓進取的成果

戰國秦漢時期的北方長城，不僅具有防御功能，而且具有開拓功能，從總體上看，開拓功能佔據更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從長城的修筑過程可見一斑。秦昭王打敗了義渠戎，在新奪取的土地上設置了隴西、北地、上郡，並“筑長城以拒胡”。曾在東胡做過人質的燕國大將秦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余裡”。燕國在東胡退卻的地區設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為了保護這些新奪取的土地，“燕亦筑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筑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秦始皇派蒙恬北擊匈奴，奪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將戰國時期的秦、燕、趙長城連接起來，並繼續將長城向北拓展。漢武帝時期的北方長城則越過了陰山山脈，將大漠以南、河西走廊以東的土地都納入長城保護的范圍。

總體上看，戰國秦漢時期中原農耕民族不斷向北方地區開拓進取，長城就是為保衛這些開拓的成果修筑的。隨著農耕民族的實力擴大，長城不斷向北方地區延伸。戰國秦漢時期，長城的開拓功能是毋庸置疑的。除了防御功能、開拓功能外，中原王朝修筑長城的主觀目的是為了將游牧民族阻隔在長城以北，但客觀上，長城的修筑使農耕文明向北擴展，與游牧文明進一步密切接觸，促使兩種文明在長城地帶碰撞沖突、交匯融合，相互學習，相互吸收。

長城不是古代中原政權的邊界。戰國秦漢時期，中原地區的國家機制已經非常完備，但缺乏現代的國家與邊界觀念。當時對於民族區分的標准更側重於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居住地是中原還是周邊、生產方式是農耕還是游牧等。農耕民族以“華夏”自居 ，將非農耕民族視為“夷狄”。華夏民族通過各種方式對夷狄加以改造，使其步入華夏民族的行列，也就是所說的“用夏變夷”。從“華夷一統”，“四海之內若一家”的角度，長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從來沒有被認為是“外國”，長城也就不具備中國古代中原政權國境線的意義。戰國秦漢時期，中原各政權沒有被長城束縛住手腳，他們一有能力，就將長城繼續向北方地區擴展。中國一統，四方來朝，幾乎總是各中原政權的政治目標，所謂：“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荒，咸來貢職。”

長城不是華夏民族封閉、保守的象征。長城產生的戰國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充滿活力、蓬勃向上、除舊布新的時代。經濟上生產力快速發展，鐵器牛耕代替石器、骨器，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確立﹔政治上變法改革，打破了貴族分封制度，實現了天下一統，造就了封建社會的第一個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文化上前期百家爭鳴，后期獨尊儒術，實現了文化資源的有效整合，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承。

長城是工具和橋頭堡

一個蓬勃發展的民族，在一個充滿創造精神的時代修筑的長城，不可能體現出與時代精神相反的封閉、保守、退縮、懦弱的特質。戰國秦漢時期，中原農耕民族將長城修筑與農業經濟區的擴展結合起來，以長城為工具和橋頭堡，使自己的開拓步伐扎實而穩健。張金光先生指出：“農民的前進，更多的是以守為攻，步步為營，穩扎穩打。他們最終的利器並不是攻戰之具，而是鋤頭犁耙。每前進一步便在那裡發展農業……隻要那裡長出了庄稼，就是對游牧者的徹底勝利，也便是中華農民的天下。”可以說，長城的修筑，既體現了華夏民族守護文明、愛好和平的特點，也體現了開拓有為、進取向上的精神。這兩個方面，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與價值。

戰國秦漢時期的北方長城，是適應中原政權向北方地區的開拓與對付游牧民族南下的需要而修筑的。長城不僅影響了中原政權，同樣影響了北方民族。長城的修筑將北方民族阻擋在了寒冷干旱的草原地區，原來生活在長城過渡帶的半農半牧的混合經濟部落人群失去了從事農業生產的條件，開始向“逐水草而遷徙”的專業化游牧生產方式過渡，使游牧生產方式成為北方民族主要的生產方式。由於北方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生存資源匱乏，游牧民族必須大范圍遷徙，才能保持牲畜與草場的動態平衡。為了分配草場資源，確立各個部落的遷徙轉移路線，需要北方民族建立統一的游牧政權。游牧生產方式本身具有產品單一和不宜保存的特點，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低，經濟上需要與農耕民族進行產品交換或得到農耕民族的產品援助。

長城的修筑，使北方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交流的通道被中原政權控制，產品交換的難度增大。對於游牧民族來說，能否獲得農耕民族的產品，甚至關系到民族的生存。游牧民族為了突破長城的限制，南下獲取豐厚的生存資源，需要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建立草原帝國政權。原來“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的狀態，很難適應與中原政權對抗的需要，所以在秦漢時期，與中原地區大一統政權的建立相適應，北方草原出現了“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的匈奴草原帝國。可以說，長城的修筑相當程度上促進了北方民族游牧化生產方式的發展，加速了草原游牧帝國的形成。

長城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豐碑，它修筑時代長，修筑情況復雜。從多維視角進行研究和思考，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准確、理性地認識長城，認識長城兩邊的民族和文化，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