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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之際詞壇中興史論”負責人、杭州師范大學教授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以政治上的朝代興替史劃分藝術上的文學發展史或文體演變史，如“唐代文學史”“宋代文學史”“明詞史”“清詞史”等，這種劃分的理論依據就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的“文體代興”論，所以不妨稱之為“朝代文學史觀”或“朝代詞史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值得反思的“朝代詞史觀”
誠然，“文變染乎世情”，每個朝代的政治、經濟、學術、文化以及由諸多因素孕育而成的風尚習俗、價值取向和時代精神，對包括各種文體在內的文學創作具有深刻的影響。不過，文學的興衰並非如政治上的朝代戛然而止、即時而起那樣的直接明了，它在受外部影響的同時，自身的秉性起著決定性作用，簡單地以朝代興替史劃分文學發展史，難免有削文學自身之“足”而適朝代外在之“履”之嫌，且會帶來諸多彼此鑿枘、相互矛盾的問題，學界劃分“明詞史”與“清詞史”時，就帶來不少問題。
清順治十七年，王士禛、鄒祗謨合作選編的《倚聲初集序》，收明萬歷至清順治年間467位詞人的1914首詞，用以昭示自萬歷后期以來詞壇“為體為數與人，仿佛乎兩宋之盛”的歷史，是一部典型的“明清之際詞選”。但為了區分“明詞”與“清詞”，學界卻爭論：“《倚聲初集》毫無疑問是清初詞選，認為它所錄‘實皆明人’，是‘清初人所編晚明詞選’，顯然是疏於審辨的誤斷。”視之為“晚明詞選”，或斷之為“清初詞選”，均是以政治上的朝代為框架的“朝代詞史觀”所致，都與事實相背離。
尤為突出的是，割裂了大量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詞人的身份。清人所編《明詞綜》和《國朝詞綜》正、續諸編，以及近人與今人所編《明詞匯刊》《全明詞》與《全清詞•順康卷》等，編撰的原則既來自政治上的朝代界線，又來自詞人在異代之際的政治分野。如曹爾堪作於明崇禎年間的《未有居詞箋》被編入《全明詞》，主要作於清初的《南溪詞》被收入《全清詞》，研究“明詞史”時，不及《南溪詞》，論及“清詞史”時，則不及《未有居詞箋》。又如陳子龍與李雯二人本為同年生、同年死，同是雲間詞壇的創始者，由於政治上的選擇截然相反，陳子龍被列入明代詞人的行列，李雯則被劃為清代詞人。以此劃分明清之際詞人身份，嚴重影響了對詞史本來面貌的認識。
正如袁枚《答施蘭垞論詩書》所說：“唐、宋者，一代之國號也，與詩無與也。詩人各有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明”與“清”也分別是“一代之國號”，與基於“人之性情”的詞之“本旨”並無必然聯系。事實上，明末“甲申之變”雖然標志了舊王朝的結束和新王朝的開始，但對於詞壇來說，卻加速了中興之旅的進程，而非“明詞史”與“清詞史”的分水嶺。
“詞亡於明”與“清詞中興”
入清以后，“詞亡於明”與“清詞中興”，幾乎成了評價“明詞”與“清詞”的定論。其實，繼兩宋以后詞壇中興的序幕，自明萬歷三十年前后已被開啟，至清康熙三十年前降下帷幕。
明人“詞曲不分”，詞的“法律蕩然”﹔“夫就學詞以言詞，因明詞之謬於律韻”而失詞之“鵠式”，成了“明詞”衰落的重要原因，是近代以來詞學界的共識。不過，在清初鄒祗謨看來，萬歷年間，詞的“法律”或“律韻”業已“復明，犁然指掌”，所指即張綖《詩餘圖譜》與程明善《嘯余譜》。張《譜》與程《譜》自萬歷二十三年至康熙初年間，不斷被重刻。這兩部聲律《譜》雖存在諸多不足，但在恢復詞的“律韻”中居功至偉，王士禛還自稱因“偶讀《嘯余譜》，輒拈筆填詞”，成為詞人。要之，自萬歷后期始，因張、程兩《譜》的盛行，詞在聲律上的體制開始正本清源，使填詞者“尋聲而按譜”，猶如“索駿有象，射鵠有的”，保証了詞人的創作從先前的“不合度”向“合度”轉化，也從根本上孕育了明清之際詞壇的中興之盛。
隨著對詞體“律韻”的遵循，詞人隊伍不斷壯大，尤其在太湖流域，詞人百十成群，名家林立。刊刻於康熙前期的《柳洲詞選》《西陵詞選》《鬆陵絕妙詞選》《荊溪詞初集》，以及分別編定於康熙三十一年與乾隆年間的《梁溪詞選》《梅裡詞緒》等郡邑詞選，反映了明萬歷后期至康熙前期太湖流域兩代或三代不同郡邑詞人群，在同一風會下前后相繼的歷史及其創作風貌與成就。在這些郡邑詞人群之間，或聯鑣競逐，或前后相繼。如荊溪陳維崧與梅裡朱彝尊，陳廷焯視之為詞中的李白與杜甫，為明清之際詞壇的“雙子星”，交相輝映。又《柳洲詞選》所選柳洲第二代詞人王屋，於萬歷后期“染指”詞壇，至崇禎四年，作詞達千首之多，崇禎八年，其《草賢堂詞箋》十卷與同郡錢繼章《雪堂詞箋》一卷、曹爾堪《未有居詞箋》五卷、吳熙《非水居詞箋》三卷合刻為《詞箋》系列。他們的詞學主張與創作實踐，為以陳維為首的荊溪即陽羨詞派所繼承，並發揚光大。當太湖流域詞人走出本郡邑，與其他詞人相交集，匯成了自宋以來罕見的、聲勢浩大的詞人隊伍，共同將詞壇推向中興之盛。
至康熙三十年前，詞壇大批主力如吳偉業、龔鼎孳、納蘭性德、陳維崧、曹貞吉、朱彝尊、顧貞觀、李良年等相繼辭世或淡出詞壇，中興之盛不再，詞壇進入代群更替的階段，步入漫長的停滯期。
明清之際詞壇中興史的標志
明人徐復祚在《曲論》中說：詞乃“小技”，為“供酒間謔浪之具”，“以磨歲耳，何關世事”。因此，詞壇唯“草堂”“花間”是從，取徑逼仄，詞學觀念與理論單一狹隘，這是“明詞”衰而不振的又一原因。至明清之際，不僅詞學元素空前豐富，勝論迭出，集宋代以來詞學理論之大成，而且詞學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明天啟年間，卓人月、徐士俊合編《詞統》，以兩宋詞為統序，既不輕視“花間”艷情，又強調詞的抒情言志功能與詞體風格的多樣化，為詞壇中興之盛在觀念上導夫先路。崇禎年間，以王屋為盟主的柳洲詞派將詞與詩、騷相提並論﹔以陳維崧為首的陽羨詞派進而將詞與經、史相提並論，認為選詞存詞視同存經存史，為詞學史上最具開拓性的詞學觀念。這些詞學觀念直接作用於創作實踐，成為詞壇中興之盛的標志之一。
隨著詞學觀念的開拓，主張詞體功能的多元化，詞的書寫內容和表現風格也呈現多樣性。如陳維崧詞既有“花間”艷情、閑情逸致，婉麗飄逸﹔又有亡國之痛、失路之悲，悲壯沉雄，即蔣景祁《陳檢討詞鈔序》所說：“取裁非一體，造就非一詣，豪情艷趣，觸緒紛起，而要皆含咀醞釀而后出。”又曹爾堪《江湖載酒集序》稱朱彝尊“盛年綺筆，造而益深，宜其無所不有也”。康熙前期，曾王孫匯刻《百名家詞鈔》，並為之作序，序中說：“或如泛海，游蓬萊閬苑，仙樓縹緲，金碧浮空﹔或如武庫開張，森列戈戟﹔或如田僧超快，馬入陣先，為吹笳壯士之聲﹔或如窅娘纏帛，飛燕牽裾，舞於蓮心掌上﹔或如孟才人一聲《河滿》，淚落君前，時歌時泣，或醉或痴。”形象概括了百名家詞內容豐富，風格多樣，猶如百花怒放，為明清之際詞壇中興之盛的又一標志。
入明以后，因詞為“小技”的觀念盛行，作詞專家與詞人別集不多，明人詞往往附在詩文集后。至明清之際，詞與詩文一樣成為文人抒情言志的主流文體，以詞名家的文人大量涌現，詞為專集之風盛行。繼崇禎八年王屋等四人詞集組成的《詞箋》系列后，眾多詞家先后整理自己的作品，結集刊行，一派“家操和璧，人握隋珠”的景象，其中不少被匯為叢刊。於康熙三年至十六年陸續匯刻的《國朝名家詩余》，匯集了王士禛、鄒祗謨、彭孫遹、曹爾堪、王士祿、尤侗、董以寧、董俞、陳世祥、陳維崧、吳偉業、梁清標、宋琬、黃永、陸可求等十五位詞人別集﹔匯刻於康熙十八年的《浙西六家詞》，收錄了朱彝尊、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登岸、龔翔麟等六家別集﹔始刊於康熙二十三年、約終於康熙二十六的《百名家詞鈔》，所收詞人別集達108種之多。短短的二十余年內，竟有如此多的詞人別集刊刻問世，在兩宋也並不多見，堪稱盛況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