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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寅《落霞孤鹜圖》（局部）。資料圖片
作者系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者按
駢文是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文體和書寫方式。近年來，駢文研究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領域。本期的三篇文章，分別從駢文話語的儀式感、六朝駢文理論、駢文史的角度進行了探索，期望這些文章對弄清相關學術問題方面有所幫助，以推動進一步的研究。（譚家健）
駢文在古代長期存在，究竟是什麼原因？難道僅僅是寫作者個人的審美愛好？或是某一個朝代或時代的審美需要使然？以前我們更多的是從駢文這一寫作方式的產生淵源探討原因。而駢偶現象一直伴隨中國書面文學發展，成熟的駢文也延續了漫長的歲月，應該更有內在的制度性原因。我以為，駢文的語言儀式感和文體話語權是被忽略的因素。
駢文是中國言文分離的書面表述系統的產物，書面寫作脫離記錄口語表述，可以文其言以修飾美化，讓文辭整齊而有節奏。這樣整齊有規律的語言方式在書面文本表達發展過程中成了最后的共同選擇。特別是古代文本書寫不使用標點符號，語言表述具有的規律性的節奏方式和停頓方式就成了天然的音韻句讀標識，隻要有寫作經驗和閱讀語感者自然會掌握文章的句讀停頓。當駢體越來越規范為以四六句為主后，社會使用駢體就慢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語言表達模式，駢文文體就逐漸具有了強勢話語的制度性地位。駢體在公文和公共交往中的書面寫作方式中就成了人們書面交流時默認的共同話語表達方式，而且成了一種話語儀軌，成為具有語言儀式感的文體，所有的寫作者和閱讀者以及公文制度都接受認可了，這樣就在書面寫作系統中成了具有強勢話語權的寫作文體。
駢文由於節奏而具有了儀式感，這樣就助推了駢文的發展和興盛。比如說四言句由兩個二字節奏頓組成，節奏均衡，鏗鏘有力，最具有庄嚴感、神聖感，也成了駢文的基本句式。從《尚書》開始，除了敘述性的表述外，先哲先賢的言辭多用四字句。從此官方文書多用四言句成為基本規則，如《虞書·舜典》：“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為什麼呢？因為四言句隻有兩個節奏頓，由兩個雙音節的詞組成，語氣非常均衡，體現了平衡對稱的古典原則，比較適合體現威嚴的秩序，所以歷代的朝廷文書多用四字句，以體現神聖庄嚴之感。在祭祀類的頌文裡，也多用對偶的四言句，也是因為更能體現祭祀神靈的庄嚴神聖之感。朝廷的文書也要營造庄嚴的儀式感，這樣駢體成了宮廷文體的基本模式。所以，劉勰論“頌贊”一體說：“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文心雕龍》）四言句短，節奏明快，易記易誦。駢文的六字句也是具有節奏的平衡和均等聲韻效果。劉勰《文心雕龍》論“筆句”雲：“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劉勰說的“字有條數”就是文辭規整有定數的特點，“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正是說出了四六句法的音韻特點。“密”是說句子緊湊，但語氣又不急促，“格”是說有一定規格定制，但又不長。四六句不短不長，長短結合，交互使用，溫文爾雅。這揭示了六朝以后駢文四六句成為文章儀軌的音韻上的原因。所以四六句的形成不是以前所認為和否定的簡單的形式主義產物，而是這一文體文辭語言具有庄嚴的儀式感使然。它是伴隨漢代帝制儀式文化強化以后上層社會書面書寫文體模式化逐漸成熟的語言文體符號。中華文化傳統是禮義之邦。這種禮義是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的禮敬關系儀式化。凡是重要的場合都極重視儀式感的儀軌。這種禮義與音樂結合成就了中國禮樂文明。這種禮義與書面寫作結合就成就了四六駢體文辭。而這種文辭不是視覺上的閱讀接受，而是聽覺上的誦讀接受，誦讀就需要音韻諧美。以四六句為主的駢文就成了必然的產物。
漢代以后隨著官方文書體制逐漸規范化，適應朝廷文書表達的文體模式慢慢形成寫作規范和模式。駢體這種彰顯帝制威嚴的庄嚴話語方式逐漸成為約定俗成的寫作模式，具有了文體話語權。在漢代開始流行的連珠體就是駢體剛開始成為朝廷文書時文人練習寫作的句子段落的練習文體。所以，當駢文成熟后，連珠這種片段的駢體就式微了。這正說明駢文的成熟與成為朝廷公牘寫作模式是同步的。六朝時期，受朝廷公牘用駢體的影響，文人的其他公文和公共交往用文體也逐漸駢偶化。隋唐以后，隨著選拔朝廷官員的科舉考試制度而帶來的科舉試策用駢體和律賦用駢體，駢體又進一步影響文人的日常寫作。駢體作為應試文章之文體方式，目的是了解舉子是否具備寫作朝廷公文及一般官方文書所需要的文體技巧。即便是后來提倡古文寫作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也是熟悉駢體公文寫作的。由於他們早已熟練使用駢體技巧，所以他們在古文寫作中也有意識地使用駢句來加強節奏感，增加文氣。可以說，文人用駢體是公文的必備寫作技巧。蘇軾《司馬溫公行狀》記載了一件司馬光與駢體有關的軼事：
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髙等，而雲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2頁）
這是司馬光以不會寫公文四六婉拒神宗擢其為翰林學士的故事。這說明宋代朝廷文書用駢體是最基本的制度性規范。這種寫作技巧也是需要專門的人才的。歷代朝廷文書都需要這種具有語言儀式感的文體，可以強化朝廷的庄嚴儀式感，一直到近代的官方文書都是用駢體寫作。這就說明駢體具有的語言儀式感是駢文長期存在和興盛的最重要原因。
從朝廷的公牘文書下行文的詔令到一般官員公文上行文的奏議章表都採用駢文，說明駢體的流行是因為朝廷公務語境的庄嚴儀式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語言儀式感。我們從唐代最有影響的中唐“燕許大手筆”、陸贄，到晚唐以駢體寫作代言公文做鄭亞幕僚的李商隱，可以看出公文文書是駢文應用的大宗，也是古人作為作家存在的主要寫作文體。從歷代作家別集收錄的大量公文來看，就不難理解會駢體寫作是古代作家自認為兼濟天下、很有立言成就感的作品。“文”在古代本來就是修飾的意思。這種修飾最具有難度、最具有文學成就感的就是駢文。而且駢體文書往往影響國家的政治進程，記錄國家重要的治國理政內容，所以作家極為珍視，會收錄到自己的文集中。
駢文這種具有儀式感的文體作為中國書面表達的話語方式，由於中國文化影響力巨大，也傳播到了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隨著科舉制度的影響，這種具有儀式感的文體傳播到了受中華文化影響的亞洲國家，並影響了他們國家的話語表述方式。日本不但收藏了大量駢文的總集，也有訓練摹寫駢文的示范書籍《文林良材》流行，也有本國的駢文作品總集。在朝鮮半島也有四六文集的流行。在越南也有大量科舉考試的駢文寫作輔導書籍。這說明在中國古代國力強大的時代，作為文化核心內容的話語表達也隨著國家影響力而影響世界。駢文構建了代表中華文化話語權的文體模式，並產生了世界影響。這些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古代的話語方式也模仿並採用中華本土的話語方式，說明具有語言儀式感的駢文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符號，代表了中國文化影響力的標志性話語文體。
在當今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過程中，中國的文化自信也體現在文化交流中掌握話語權。這種話語權不僅表現在思想和內容的引領上，也要在話語方式上更便捷，更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而作為對語言提煉最規整的語言方式，駢體是最好的選擇。最能體現中國智慧的聖賢經典名言多數是用四言或六言的對稱句式構建，其簡潔明快、易誦易記，體現了中國人對社會和人生的認識的整體性觀照。我們的官方文書不但可以借用駢體古語、先哲名言警句來表達新意，也應該嘗試多用這種話語方式來提煉表達關鍵性核心話語，使表達的思想更簡潔、更明朗，更容易傳播和記憶。
文章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駢文研究文獻集成”[項目編號：15ZDB068]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