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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代科舉體制下的經學與地域研究”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地域專經”，是指在明代科舉體制下，一些地域的讀書人集中選擇同一種經典來應試。這種現象的典型案例有江西安福、湖廣麻城、南直祁門之《春秋》，南直山陽、湖廣麻城、浙江余姚之《禮記》，福建莆田、南直隸無錫之《尚書》，浙江鄞縣、福建晉江、南蘇州之《易》，南直隸常熟、浙江慈溪之《詩》。
科舉催生了地域專經的特殊現象
專經的地域通常是以縣為單位。雖然明代有一些記載談到某些府的士子擅長某種經典，如“《易》則吾蘇而已”、“泉之《易》”，但其所稱道的蘇州、泉州兩府之《易》，其實還是各自以其附廓縣吳縣、晉江等地的《易》經傳統為基礎的。而且，相鄰的縣之間為避免惡性競爭，通常會選擇不同的經典，例如湖廣黃州府的黃岡縣專經《禮記》，而鄰近的麻城縣則專經《春秋》﹔浙江慈溪縣專經《詩》，而鄰近的余姚縣則專經《禮記》和《易》。余姚縣在明代科舉尤其發達，科舉中式人數特別多，而士人擅長《禮記》和《易》，以一縣而擅長兩種經典，是地域專經現象中比較特殊的案例。當然，更普遍的情況是，一個縣的讀書人相對集中地專經於一種經典。這當然不是人為規定的，而是自然而然的選擇。因為一種經典在某地的優勢一旦形成，會自然而然地從資源配置、社會輿論上擠佔其他幾種經典的空間，而讀書人若想肄習其他經典，在尋找師資、圖書資源上，以及在通過最初級的考試選拔進入儒學成為生員等方面，都會有更大難度。
地域專經現象在明代科舉中是普遍的：不僅前述那些科舉發達的縣通常專經於一種經典，那些科舉次發達、不發達的縣域也通常會選擇一種經典作為主攻方向，像湖廣華容縣擅長《尚書》、南直廣德州擅長《禮記》，而終明一代，科舉很不發達的山東滕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均以《易》為本經。
地域專經現象客觀呈現了明代科舉的經學特色
明代科舉的地域專經現象，串連了科舉、家族、經學、地域學術等問題。地域專經的形成，頗依賴於一個個科舉家族的存在，而大部分科舉家族都是一經相傳：寧波鄞縣楊氏之《易》，江西安福彭氏、鄒氏之《春秋》，莆田林氏、鉛山費氏之《書》，濟南新城王氏之《詩》，余姚謝氏之《禮記》，燭湖孫氏之《易》，均為顯例。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父子、叔侄之間相傳的家學，是各個地域維系其專經優勢的重要因素之一。與之相關的是，婚姻以及擬血緣的師承關系，一方面使家學向外傳播﹔另一方面又借此獲得新資源，而由於傳統社會中婚姻與師承基本上多擇近進行，婚姻與師承促成家學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擴散，反而有益於地域專經優勢的維系。圍繞某一經典進行研習的圈子也在一些地域出現，乃至結為討論經義的文社。晉江縣蘇濬等人為研習《易》而結成“紫雲社”，而常州府武進縣的庄起元等人為研習《詩》則結成“《詩》大社”。由家學、師承、同一地域士子的結社研習等形式維系的地域專經，既使該地域的士子們在科舉上獲得優勢，也推動了該地域的經學研習，產生了大量經學著述，客觀上推進了經學的發展﹔不僅反映某個地域在科舉考試上的成功，也反映明代科舉化經學的空間布局以及明代經學史的一個面相。實際上，如果對明代科舉錄所有中式者的本經與籍貫兩項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大概能繪出一個簡略的明代經學地圖。因此，地域專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經學文獻、經學人物之外研究明代經學的新視角。
但是，一切現象都會發生變化。到晚明，在地域專經現象較為穩定地呈現了一百多年之后，地域專經的優勢開始鬆動。那些昔日在某種經典上佔據巨大科舉優勢的地域，開始感受到來自其他地域的挑戰，而不再像以往那樣佔據鄉試、會試中大量名額。這種情況的發生，是與明代社會條件下經學資源的自由流動相關的。宦游者、游學者、移民、教館塾師的廣泛流動，使經學資源從優勢地域流向不具有優勢的地域，從而使彼此間的差距慢慢被平衡。明代負責教育工作的提學官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們通常會鼓勵治內的生員們嘗試從未敢嘗試的經典。當然，對經學資源的流動與配置起到最關鍵作用的，是晚明的商業出版。大量科舉化經學著作因為有利可圖而被書坊反復刊行。相對於之前更常見的“口耳相傳”的教授、“手手相傳”的傳抄，出版使經學著作不脛而走，在無限范圍內被傳播和復制，從而使之前那些具有優勢的專經地域的著名經學人物、經學世家的“秘義”不復秘密，而成為了公共資源。家傳經說逐步開放，各地同一經典的肄習者之間也有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充分的交流。
地域專經在科舉中的優勢不斷被削弱
在人才與知識資源充分流動及政策引導下，一個地域在某種經典上突出的科舉優勢不斷被削弱。相應地，一些傳統的專經地域或科舉世家會作出調整本經的嘗試。例如，原本專經《禮記》的余姚縣，在16世紀為自己增加了一門擅長的專經《易》，且到晚明時在《尚書》經上也有不錯的表現。江西安福縣《春秋》經的科舉優勢在晚明也呈衰弱之勢，而一些科舉家族開始放棄傳統的本經《春秋》。這都體現了傳統的專經優勢地域在面對新的環境時作出的調整。於是，外部的挑戰與內部的調整，逐漸消弭了傳統專經地域的科舉優勢，而地域專經這樣的一種科舉文化現象在明末便基本上走到了盡頭。不過，作為一種地域的學術傳統，一些經典仍會在地域內頑強地生長，即使到了清初仍然會閃現在明代曾有過的輝煌：江西的安福縣，《春秋》經在鄉試層面的科舉優勢至少延伸到明末，安福的雅源吳氏、澈源鄒氏等《春秋》經科舉世家的家族成員更是一直篤守自己家族的治經傳統，在清代以《春秋》經考取生員的低級功名，直至18世紀。
隨著清代乾隆末年科舉制度的調整，地域專經的歷史才告徹底終結。清廷先是將原本與《四書》一起安排在頭場的五經，改易到次場進行。到乾隆四十七年，禮部再議定以二場排律詩移置頭場，並且強調首先必須律詩中式，方可以觀二、三場以斟酌其錄取，經義文字非但被移置次場，在科舉錄取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小。到乾隆五十二年，朝廷又規定五經輪流出題，擇五經之一命題﹔乾隆五十八年，朝廷更規定科舉考試須五經各出一題。這就意味著自此以后，五經非但喪失科舉考試中頭場的地位，而且士子也不再有選擇本經的必要，在一般的關於士子生平的記載中也再不見“習”何經的記載，地域專經的科舉文化遂告終結。
可見，明代科舉地域專經的歷史不是靜態的，而是一段在科舉政策、地域文化資源互動、家族科舉努力、士子的興趣與能力等各種因素影響下而展開的變動不居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