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劉海龍，是一位具有寬廣國際視野的青年學者，他在譯介西方傳播學理論及開展中國本土化研究方面，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翻譯原著：學術入門訓練
2002年，劉海龍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碩士畢業后留校工作，講授本科生的傳播理論課程。劉海龍說，剛參加工作那幾年雖然工資低，課題少，但很自由，除了上課之外，有大量的時間用來備課和讀書，他的學習和研究即從研讀、翻譯原著起步。
劉海龍帶著自己的思考和批判的眼光，學習權威著作。“讀研期間，導師郭慶光給我推薦了 《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裡程碑》。這本書包含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和細節，使我很快找到社會科學研究的路徑。”
書中強烈的問題意識也給劉海龍留下了深刻印象。“書中展現的問題意識不是純粹地解決應用問題，而是研究能回應現實的理論問題。”劉海龍說，因為對學習《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裡程碑》一書很有心得，當時便萌生了翻譯的願望。半年后，他和同學合作完成翻譯，2005年該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成為劉海龍學術成長的一個見証。隨后，他還翻譯出版了《至關重要的新聞：電視與美國民意》、《傳播理論導引：分析與應用》、《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真相》（校譯）等學術專著。
在現有的評價體系中，翻譯圖書連學術成果都算不上，稿費也少得可憐。但劉海龍完全憑著個人興趣從事這項工作，獲得了很多收獲。在他看來，譯書與讀書不同，會使自己深入細致地閱讀，同時揣摩作者的表達方式，找到清晰的中文表達。這一過程不僅增加了個人的學習積累時間，還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術入門訓練方法。
獨立思考：挑戰國際學術權威
通過扎實的學習，劉海龍對傳播學的學科脈絡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不滿足於人雲亦雲，對教學或教材中語焉不詳的地方便產生了疑問和好奇。2008年，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堡學院做了1年訪問學者，學術視野更加開闊的他意識到“問題必須本土化”的重要性。
“國外的中國傳播研究將中國作為問題進行研究而不是從中國問題出發，他們的研究重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或疑惑，中國只是用來對照的他者。盡管國外學者在技術上可以做到不帶偏見或立場，但在出發點上卻很難擺脫固有成見的制約。”基於這一思考，劉海龍博士論文的主題便是宣傳觀念研究，研究宣傳的“正當性”問題，提出一個傳播學界沒提出過的問題：為什麼人們在原則上反對宣傳，但在現實中又允許其存在？該論文修改后以《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為題出版。
劉海龍依靠自己的學術積累，提出了自己對中外新聞理論研究的見解。“美國新聞研究裡沒有中國所謂的‘新聞理論’學科，一些倫理原則都滲透在日常操作經驗中。美國《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是將美國新聞界的‘緘默知識’變成‘公共知識’的經典之作，它從政治學范式討論新聞，對我們現有的新聞傳播體系構成了挑戰。”劉海龍告訴記者，中國的新聞理論研究從延安時期發生過一次范式革命，之前是在政治學的范式裡研究，主要討論新聞與公眾意見、民主的關系。但在延安整風時期，確切地說是以陸定一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開始，研究范式轉向了哲學范式，從辯証唯物主義出發，真實性問題變成核心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2008年，劉海龍的 《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出版。在該書中，他打破了過去以5W為框架的教材體系，而以認識論和研究范式為主線，以不同學派的理論脈絡為副線，強調了研究者的思考邏輯，而且將理論的歷史與語境加入到教材之中，從中國語境出發重新思考傳播理論。
劉海龍提出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問題及本土化研究的行動路線，總結了目前比較主流的四個路線：應用/特殊、應用/普遍、理論/特殊、理論/普遍，提倡多種路線競合。
扎扎實實：尋找中國傳播學議題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劉海龍說，作為青年學者，有四點治學體會尤為深刻。
一是扎扎實實，認真研讀原著、一手材料。劉海龍說，很多研究靈感都是在接觸一手材料的過程中偶然獲得的。如美國傳播學奠基人拉斯維爾，對其觀點的許多描述和評論都是想當然，甚至嚴重地歪曲和簡化了拉斯維爾的本意。同樣，在宣傳觀念、批判學派“失蹤”等研究中都有這樣的“意外發現”。
二是尋找“冷門”、尋找新問題。當然，這裡的“冷門”並非沒有價值的問題，而是具有現實或理論意義，因種種原因被忽略的問題。這些課題往往有更多的內容等著去挖掘，而它與潮流保持一定距離，也讓研究變得更從容、更自主。
三是尋找中國自己的議題，有問題意識。國外的研究針對的是他們的語境和社會，如果簡單移到中國，那就抹掉了雙方的問題背景，研究可能會偏離現實﹔而缺乏自己的議題既無法創新，也無法與世界頂尖學者對話。缺乏議題和問題意識，中國學者學習美歐的傳播研究，即便研究得再通，也不過是二流的注釋者。
四是強調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維度和人文維度。歷史維度指對社會科學的認識是一個過程，要考察過去與未來﹔人文維度指要以人為本，要排除其他方面的干擾。社會科學不可能用嚴格的實証方法去統一。（記者 馬獻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