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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略昌:新西兰毛利文学 从口头传统到英语文学

2020年12月22日15:02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西兰毛利英语小说研究”负责人、上海理工大学教授

毛利人是新西兰的原住民,如今新西兰奉行白人与毛利人并重的双元文化主义官方政策,因此毛利文化在新西兰的地位远非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在各自国家的地位所能相比。虽然只是较为晚近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步,毛利英语文学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涌现出威蒂·依希马埃拉、凯里·休姆等一批优秀作家,其中休姆1985年被授予布克奖,这也是新西兰作家首次荣膺这一著名的国际文学奖项。

毛利人和毛利文学是殖民化的产物

毛利文学先后经历了从部落口头传统到毛利语书面写作再到毛利英语文学的演进,文学样式、存在形态、内涵意蕴、主题聚焦等随着殖民进程和历史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如同波利尼西亚人的其他分支一样,毛利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分属于各个部落和亚部落,他们没有文字,却有着源远流长的部落口头传统。毛利口头传统涵盖的范围甚广,但主体部分由谱系、谚语、散文叙事和歌谣诗四大类别构成。它们不仅描述了毛利人的历史,而且还承载着毛利人的宗教观念、哲学思考、风俗习惯和个体经历。毛利口头传统一方面承袭了波利尼西亚的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又在毛利人迁居新西兰后在新环境滋养下添写了“半是事实,半是传说”的部落史。在近代地理大发现和与欧洲文明接触之前,毛利口头传统就这样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自主地更新和丰富着。

随着1642年荷兰人艾贝尔·塔斯曼和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库克等欧洲探险家的到来,原本位于“想象中的南方大陆”地带的新西兰开始进入欧洲的视野。至18世纪90年代,已有一批欧美捕鲸人在新西兰南岛海岸定居下来,随同捕鲸人前来的还有基督教教会组织。为了有效地传播基督教和便于进行殖民统治,传教士在毛利人的协助下于19世纪早期创制了毛利文字并积极加以推广,文字的出现使书面记录毛利口头传统和用毛利语从事写作成为可能。广义的毛利书面文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毛利人参与欧洲白人对毛利神话传说的搜集和对毛利民族志的撰写。在乔治·格雷、埃尔斯登·贝斯特等欧洲白人的编辑加工下,原本“在表演中创编”“在情境性语境中呈现”分属于各个部落且彼此并不完全相同的部落口头传统被强行整合成统一固定、面向阅读的毛利口头文学。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尚无“毛利人”这种说法,新西兰原住民彼时通常被称为“新西兰人”或“新西兰种族”。

1840年英国王室与数百名毛利部落酋长签订了《怀唐伊条约》,新西兰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英国人大量移居新西兰。到了19世纪60年代,“当普通的(新西兰)当地人发现欧洲人在数量上超过了自己时,为了把他们自己与新来者区别开来,人们才开始普遍使用‘毛利’一词”。由此可见,作为概念的“毛利人”和“毛利文学”是在新西兰土著“与欧洲人接触并面临被殖民地化的情况下”才产生的。19世纪毛利人的文学活动还可见于他们创办的毛利报刊、用毛利语撰写的部落史以及与千禧年宗教运动有关的系列阐述。这些书面写作为日后毛利作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基础。

城市化进程为毛利英语文学出现铺平道路

无论是原本的口头传播还是后来的书面转化,毛利口传文学“本身不是虚构性的,这与白人文学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理解有所不同”。虚构类创作在前殖民地社会通常会出现得较晚,因为欣赏和生产这类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群体。20世纪早期,绝大多数毛利人生活在乡村,他们忙于应对土地流失、语言失落、人口锐减等诸多攸关民族存亡的问题。毛利人鲜少有机会或动力进入白人的高等教育世界。尽管从1867年开始,新西兰就在学校强力推行英语教育,禁止使用毛利语,但除少数个例之外,具有一定英语文化修养的毛利中产阶层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涌现。

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为毛利英语文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二战之后,在国内经济繁荣和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激增的驱动下,大批毛利人离开世代居住的乡村,前往白人生活的城市寻找工作。到1966年时,已有41.1%的毛利人迁居到城镇。毛利人进城打破了白人和毛利人原来各居城、乡的空间布局,原本的相对平安无事如今因“共处一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族群矛盾。对毛利人而言,进城是一场“巨大的、撕裂性的社会变革,或许只有英国殖民统治和拓居者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时期的土地转让才能与之相比”。在社会史的意义上,这种转变可能是种创伤,然而对文学而言,城市化却可能是种恩惠,因为它为毛利英语文学及其读者群体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进城之后,毛利人逐渐开始系统地接受英语教育,其子女也开始习惯用英语而非毛利语进行自我表述;居于城市之中,古老的民族口传文化在毛利人日常生活中的活力逐渐消退。此外,政府也希望借助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管理和教育“顽劣”的毛利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推动了毛利英语文学的萌生。

毛利作家植入了非欧洲的经历以表达毛利人的想象

1952年,新西兰毛利事务部创办了《新世界杂志》,以便为新近城市化的“毛利人家提供生动有趣、增长见闻的读物”。1955年,《新世界杂志》第13期刊登了J. C. 斯特姆的短篇故事《为了所有的圣徒》,这标志着毛利英语文学的生成。毛利人对短篇小说、诗歌这些外来的文学样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1959年9月时,《新世界杂志》的编辑如此说道:“毛利作家的出现是一种较为晚近的现象,他们正在尝试创作小说、短篇故事和现代形式的诗歌……目前肯定有几十位毛利人最近开始创作短篇故事,有些无疑取得了成功。”从这里不难窥见毛利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态势。《新世界杂志》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毛利英语文学的发表提供了难得的渠道,挖掘培养了威蒂·依希马埃拉、帕特里夏·格雷斯等一批日后蜚声世界文坛的毛利作家。随着依希马埃拉、格雷斯等人的逐渐成熟和出版长篇小说、短篇故事集、剧本和诗集,毛利人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毛利文艺的复兴。

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毛利文学实现了从部落口头传统到毛利语书面文学再到毛利英语文学的发展演变。如今,这三种传统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但命运却不尽相同:口头传统对现在的毛利人依然至关重要,但更多适用于仪式场合;随着熟练使用毛利语的毛利人数量锐减,毛利语书面文学的创作明显后劲不足。相形之下,后起的毛利英语文学却显得生机勃勃。就演变轨迹来看,兴起后的毛利英语文学先后经历了早期的田园抒情与文学重构、中期的激进抵抗与多元探索以及21世纪以来的走向全球本土化三个发展阶段。其间它一直在探索中前行,在动态中调整,始终如一地反映毛利人的历史遭遇,且介入了新西兰的族群话语生成和文化建构。

毛利英语文学是新西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预示着在原本白人单一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和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中心的新西兰社会视角发生了转变,它为人们提供了原住民透视该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视角。毛利作家改造了源自欧洲的文学文化样式,在其中植入了非欧洲的经历以表达毛利人的想象,在审美实践中有机融合了传统视角和当代经验。毛利英语文学不仅处于新西兰文坛的中心,而且还步入了世界文学的领地,尤其在那些关涉世界原住民及其抗争的作品中,毛利英语文学毫无疑问成了被效仿的典范。毛利文学研究提出了诸多亟待思考的问题,比如文学的社会功能、评判标准,依据族裔身份或情感认同对作家作品予以分类的有效性、阐明毛利英语和毛利想象的独特性等等。这些问题引发了新西兰国内外的广泛共鸣,促使人们思考毛利人是谁、毛利文化是什么、毛利文化如何进行传播和自我调节等,而这些思考也必将推动世界原住民文学文化研究迈向纵深。

(责编:孙爽、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