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几百万，增加到1984年的2千万，1995年的8千万，《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2.11亿，如果我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将达到3.5亿左右。根据迁出地与迁入地的不同，流动人口大致分为由城市到农村、由城市到城市、由农村到农村、由农村到城市四种类型。其中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最大。农村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的积极效应毋庸置疑，然而农村人口无序流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农村发展所带来的隐患

第一、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流失。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今后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会释放出长期关闭在农村里的大量人口，如果没有缓冲和蓄积这股急流的中间体，势必发生显而易见的社会恶果。”尽管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较多，然而高素质劳动力并非过剩，特别是青壮年、有一定专业技能、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但是人口流动的主体往往是这部分农村精英。问题就这样产生了。随着这部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农村地区会不会出现人才的“洼地效应”？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在农村务农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有人戏称603861部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不仅带来土地撂荒问题，而且影响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与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并存致使务农经济收入比较收益较低，比较收益低下促使农村高素质劳动力进一步流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其中近3成留守儿童的家长外出时间在5年以上，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年轻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要么交由其爷爷奶奶照顾要么托付或寄养在别的家庭。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关爱，留守儿童“情感荒漠化”，突出表现是待人接物极为冷漠。“寄人篱下”的留守儿童往往会有一种不适应感，长期下去可能导致心理畸形，表现出一定的“留守儿童综合症”。

留守儿童教育令人担忧。留守老人多为文盲、半文盲，根本无法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和心理进行辅导或疏导。调研中有老人曾对我们诉苦：“我自己都6、9不分，你说（我）怎么教孩子？”

第三、农村留守老人问题。随着年轻子女的大量流出，留守老人既要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还要抚养照看孙辈，负担较重。尽管子女不断寄钱贴补家用，可是一来由于住处偏僻，离集市较远、购物不便；二来老年人总是认为“孩子在外挣钱不易，能省则省”，因此生活简朴、处处节俭。

留守老人情感寂寞。外出子女大多在年节时才回来，单身老人平时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孤独生活。随着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农村家庭“空巢”特征较为明显，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

第四、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据国家民政部统计，截至到2010年底，全国有4700万留守妇女。留守妇女往往要承担耕田种地、家务劳动、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重任，劳动强度高、精神压力大、文化生活匮乏、缺乏安全感。最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留守妇女大多是中青年女性，长期分居极易造成精神空虚、寂寞苦闷、婚姻关系脆化。一些长期分居的留守妇女，自我控制能力差，易受不良现象和不法分子的诱惑，容易出现婚外情和婚外性行为，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第五、农村男子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其中贫困男性占绝大多数。农村女性人口的大规模流出，致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男性往往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男性人口无论留下来还是走出去，他们都将面临婚姻窘境。留下来，农村适婚女性越来越少，她们中的大多数已奔赴城市打工；流入到城市中，他们在婚姻市场中仍然处于劣势。按照一种称为“甲女丁男”的朴素婚配观念，女性往往会寻找比自己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学历高一层次的男性，婚姻市场上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女性可能碰到比自己高一层次的男性，而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男性却很难遇到比自己经济社会地位、文化层次还低的女性，因为他们已经是婚姻市场中的最底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应婚而不能婚的男性人口大量增加时，一来会冲击现有婚姻和家庭的稳定，二来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计划生育管理带来困难

人口流动对计划生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干扰理论、中断理论、适应理论，从一个侧面指出人口流动有利于人们婚姻生育观念的转变，有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然而事情是一分为二的，人口流动也加重了计划生育管理的难度。据《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10月30日）报道，上海市常住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达82.37万人，流动人口出生孩子数占全市总出生人数的33.66%，流动人口计划外出生人数占全市计划外出生人数的88%。农村人口无序流动对计划生育管理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口流动频繁，流动人口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和居住场所，客观上给流出地和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带来一定困难。

第二、女性流动人口中处于生育年龄的规模较大，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生育旺盛期，存在着较大的生育潜力，稍一松懈，就可能出现生育反弹，对这部分流动女性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明显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量。

第三、城镇或农村计生部门对那些为逃避计划生育处罚而流动的人口常常是无能为力。这部分流动到城市中以躲生、超生、抢生、强生为目的的“超生游击队”，由于处于管理夹缝，计划生育管理较为被动。

第四、流动人口中非法同居、未婚先育、多孩生育现象势必给城市居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城市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大打折扣。

三、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社会机体的病态，在农村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 郑州“户籍新政”曾经因为人口大量涌入而紧急叫停。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快速增长之势，以致城市资源承载和运行保障压力不断加大。“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已被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列为未来五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人口无序流动给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主要有：

第一、城市交通、供水、供电、环境卫生等设施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交通拥堵几乎是各大城市的通病，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过多。北京市5号线地铁曾因超载出故障而滞留千余名乘客。据《新京报》（2011年7月30日）“京报调查”结果显示，94.5%的受访者乘坐北京地铁时经历过超载，79.1%的受访者认为北京地铁实现“不超载”难度非常大。

第二、城市房价企高不下。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上海市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由“五普”时的1:3上升到“六普”时的2:3。从年龄结构来看，17—43岁年龄段常住人口中，每一年龄组外来人口都大于本市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特别是适婚年龄青年流动人口对住房的刚性需求，致使城市房价企高不下，城市居民也成了高房价的“受害者”。

第三、城市贫困人口增加。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称，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并且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进城农民工、下岗职工、没有工作的大学生。尽管进城农民工从事的多是脏、险、累、苦、毒等工作，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然而经济收入低，大多处于城市贫困人口的边缘。

第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短缺。面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城市教育部门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是流动人口适龄子女大量入学，会不会给流入地公共教育资源带来冲击？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终归是相对有限的；二是由于流动人口适龄受教育子女数量难以准确掌握，盲目增加教育设施建设会不会由于将来生源不足而闲置浪费？

第五、城市环境污染加剧。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生态系统受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强烈干扰、破坏，城市生态失去平衡，城市环境污染加重。

第六、城市社会治安管理压力增大。流动人口往往以同乡为纽带，流入和居住具有地域性和纽带性。流动人口的盲目流动以及管理失控造成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率直线攀升，社会治安管理压力增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

四、构建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调节机制

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12月2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向，既要采取措施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就业所在地逐步安家落户，又要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让更多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农村人口有序流动是指农村人口的流动既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又顺应市场需求导向，既非停滞不动又非盲目过渡，而是一种适度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有序性的标志是：人口流向的正确性，流量的适度性，流速的可控性，结构的合理性。为构建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调节机制，我们需要：

第一、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减少人口流动的规模。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像“候鸟式”的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往返，形成诸如“春运”等形式，是因为多达1.45亿的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诸多方面却难以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经济吸纳、社会排斥”是农民工流动的根源。为减少人口流动规模，应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优先安置已进城多年，并获得稳定职业或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市民化。

第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缓解人口流动对大城市的压力。近年来，流动人口过度集中在大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不少大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负。据估算，北京市外来人口已由过去的500多万迅速突破1000万，加上本地人口，总人口规模高达2200万，已大大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为1600万左右的目标”。流动人口之所以向大城市聚集，与大城市优质社会资源息息相关，与长期以来大城市畸型发展密不可分。为缓解人口流动对大城市的压力，应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转移，达到人口分流的目的。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有针对性吸纳流动人口。推进大中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提高大中城市就业门槛，吸引高素质劳动力流入。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小城市以及城镇集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就近大规模流入小城市或城镇。

第四、统筹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与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在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收入水平的差距。农村人口之所以大规模由农村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是因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本乡本土，人们有更多机会在此获得较高收入。统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实现农村人口有序流动的根本举措。

第五、建立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各级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扶持劳动中介组织的快速发展，积极建立就业供求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减少劳动力人口的盲目流动。鼓励用人单位与地方劳务输出部门联合，委托或亲自到劳动力输出地进行培训与招工，这既有利于降低用人单位员工流失率也有利于流动人口从盲目择业逐步转为理性择业，进而将人口流动从无序纳入有序的轨道之中。

杨 风，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本文属于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编号：09CRK008）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