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咸丰十年）10月6日，英法联军进犯圆明园。10月18日，侵略军在圆明园内疯狂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今年是圆明园罹劫150周年，10月16日，在圆明园大水法遗址东侧，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半身青铜雕像揭幕，雨果雕像南侧的书型石雕上，用中法文字镌刻了雨果强烈谴责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暴行的信。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将会叫法国，另一个将会叫英国……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火烧圆明园，不仅是中国皇家园林的浩劫，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焚毁圆明园的同时，相继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中国的独立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坏，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雨果等有正义感的人们，愤怒地谴责了两个强盗的罪恶行径，同时，这场“国耻”也深深印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历史记忆是流动的、鲜活的、开放的、历久而长新的民族记忆，是历史的积淀与现实的呼唤相结合的民族记忆，是指引中华民族认识现实、走向未来的精神财富。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历史记忆，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就失去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漠视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不能因为是“国耻”就回避或失忆，恰恰相反，民族记忆中的“国耻”，往往会启迪人们更深刻的历史思维。圆明园的大劫难不禁使我们思考：为什么150年前英、法两个强盗能闯进我们的家园？为什么大清帝国在几千人的英法联军面前就那样不堪一击？为什么在康乾盛世时没有看到这已是“落日的辉煌”？同时我们还会思考，为什么150年后的今天，圆明园抢掠者后裔在圆明园流泪谢罪，捐还文物？为什么法国雕塑家娜什拉－凯努女士制作的雨果雕像会在圆明园落成？为什么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等撰写了诸如《1860：圆明园大劫难》等著作，反思自己同胞在圆明园的罪恶？联系到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还不能不思考，西方大国虽然不能用洋枪洋炮侵占我们的领土，但在所谓“文化全球化”的谎言下，大肆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千方百计进行文化扩张、文化渗透，还要侵占我们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上，我们如何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源远流长，从甲骨文中的卜辞内容中，已可清楚地感觉到民族记忆的意识，在周初《尚书》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中，则更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不仅如此，中国历代积累的典籍之多，也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文字性的史料是历史记忆长久的积淀，自先秦以来，中国史学十分重视史实的记录、搜集、整理，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宝贵资源。不仅在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中都十分重视建构自己的历史记忆。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6年在其《独立的五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五年前，1991年12月，我们庄严地宣告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独立，一些“必须立即解决的非同寻常的任务之一，就是恢复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记忆”。欲之大道，必先为史，是否重视民族的历史记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历史记忆和历史记忆的连续性，从来都是民族凝聚的力量。

　　笔者曾听到这样一种观点：有人认为，对我国青少年一代，要淡化，以至于最后消除诸如对“火烧圆明园”一类的历史记忆，学习中国近代的历史，不再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内容，理由是不要让青少年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成长，不要让他们生活在历史的屈辱中。这种观点实在让人无法苟同。因为在事实上，忘记历史的屈辱，不等于不曾存在历史的耻辱。知耻近乎勇，“国耻”清晰地保存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目的是催人奋进、有所作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屈辱一去不返；相反，忘记“国耻”，沉湎于盲目的自满自大中，歌舞升平，没有起码的忧患意识，到有可能使“国耻”重演。

　　历史是无法割裂的，已经逝去的历史与当代历史进程之间的联系，是历史记忆在历史认识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对于历史事实，人们已经不可能通过“直接”的接触去认识它的价值所在，但是，历史的价值并没有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而消失，相反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整个历史进程中。历史的进步趋势不可逆转，历史的连续性、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不可割裂，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都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的价值永远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保存于历史记忆中的历史价值，往往会有不同的内容。包括“国耻”在内的历史记忆的留存，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历史记忆的复活，使人们在创造历史的火热生活中，更加清醒地认识现实和未来，更加主动地发挥历史的创造精神。从1860年和2010年发生在圆明园的一切，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个朴素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