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哲学二级学科交流的关键是“中西马”的对话交流，呼声甚高，各学科的学者认识到，这并非要求一个哲学工作者精通“中西马”的全部知识，而是在研究本专业具体问题时应有其他学科的视野，这样，则形成了有利于拓宽视野、深化问题、更新方法的观点或共识。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哲学界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涉及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和方法，不可避免要突破哲学8个二级学科建制的壁垒，由此引起哲学学科设置是否合理的议论。

哲学8个二级学科是中国特色，也是历史的产物，曾经起到推动哲学研究从泛化的“普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历史作用。但只在哲学二级学科内强调专业化，则产生了以邻为壑、阻隔交流的危险，致使哲学问题无法深入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二级学科领域中的主干学科，其余5个二级学科内部各有中西马部分，比如，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西方伦理学史等。哲学二级学科交流的关键是“中西马”的对话交流，呼声甚高，各学科的学者认识到，这并非要求一个哲学工作者精通“中西马”的全部知识，而是在研究本专业具体问题时应有其他学科的视野，这样，则形成了有利于拓宽视野、深化问题、更新方法的观点或共识。

进入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转向对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面向实践的批判、面向经典文本和翻译的细致、面向“西马”的综合、面向全球的开放等四个显著特征。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当代中国和西方的解读有“辩护”、“重建”、“经典表述”、“超越”和“质疑”等不同观点。最近的研究有“历史哲学”和“当代性”、“批判导向”和“现实解释”、“世界向度”和“中国化”等不同侧重点。论者围绕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唯物史观对现代哲学中的“范式转型”的意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以及全球化、世界历史、资本批判、大众文化、消费异化、社会转型、公民社会、法治建设、制度伦理等诸多问题，各抒己见，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实践，输入不竭的活力和动力。

在“国学热”和中国传统文化普及的风气中，中国哲学研究恪守学术高品位，在经典中阐幽发微，以现代理论反思自身。2003年开始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所引起的中国哲学自觉意识，既不同于“五四”时期，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多数论者区别“中国哲学有无合法性”与“如何反思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这两个不同性质和层次的问题。他们在前一问题上达到理性中允的共识：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创立阶段接受西学影响，既合乎中国古代有哲学之实的理，也符合现代学科的发展规律。但大多数论者不同意简单地用西方哲学概念来比附中国哲学观念、把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哲学观念归结为西方哲学概念的肤泛理解。这次讨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创新，现在很多研究者或从“四部之学”和出土文献中重新整理国故，或按照经史结合的方法悉心研究思想史，或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明理别异。

在社会文化思潮的震荡中，专攻西学的学者发生分化：一些人转战至中国文化战线，以攻为守，论证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优先性；另一些人则保持其译介和阐述西方哲学家学说的惯性；还有一些人“退而结网”，翻译全集蔚然成风，西方主要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维特根斯坦、奎因、卢梭、黑格尔、尼采、杜威、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的全集已经或正在陆续出版。越来越多的西学研究者意识到，只有文理通顺的中西互译，才能推动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虽然老一辈学者陈康先生早有“要使研究希腊的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憾”的理想，但现代汉语对西方哲学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在学界仍未达成共识。一些专业研究者认为，西方哲学既然是国际学问，中国学者就不必自搞一套，而要与世界接轨；他们主张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都需要从原文原著出发，不能以英文译本和文献为校准，更不能依赖中文翻译。虽然原文原著的教学和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但我们需要明了“学理”和“情势”的关系，当西方哲学的学理的研究主体、接受对象和学术环境等条件已从西方转移到中国，那么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汉语思考西方哲学，便成了中国当代哲学的时代精神和研究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