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军事技术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并开始左右着战略研究每一根神经的今天，一支军队对技术前沿的认知，已然成为一切战略运筹活动的逻辑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懂技术或对技术认识不深，正是我军战略研究的短板。尊重技术，了解技术，进而制定战略，转型发展，我们才能在未来信息化战场上拿到“入场券”，赢得主动权。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球。”这是古代科学家阿基米德的豪迈宣言。“阿基米德支点”的启迪意义在于，人类实践的技术方式至关重要，而非仅仅执迷于言语的标新立异。

以当代战略研究为例，普遍存在两类现象：一类是从情报工作的角度，将外军动态讲得头头是道，我军该怎么办？语焉不详。另一类是从哲学思维转换的角度，讲得很有高度，也能给人启发，具体如何操作，没了下文。之所以会出现此两种现象，自然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哲学思维及前瞻眼光等不无相关，但就研究范式而言，当代战略研究对技术这个特殊的“阿基米德支点”关注不够，或许也难辞其咎。

事实上，当代社会进步、世界军事变革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第一推力”。所谓的国家发展、军事变革、企业转型，也总是由科学的推动、技术的应用、装备的创新而发轫。因此，不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点、规律和趋势，就无法理解社会进步、军事变革的本质，更谈不上提出有效的战略对策。

技术路线：战略计划的起点

战略研究首先就得设定目标。目标高了，无法实现；目标低了，于事无补。判断目标之高低，关键一点在技术，在实现手段。

一切科学的发现及技术的发明都离不开逻辑的论证与推导。作为战略计划的起点，在制定技术路线的过程中，诞生了技术路线图的方法。技术路线图应用于战略研究领域，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哈勒斯·威尔亚德和查理·麦克莱利等人系统总结摩托罗拉公司的实践经验之后，在《项目管理》上发表《摩托罗拉的技术路线图》一文，首次提出了技术路线图的概念。

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路线图开始被一些行业引入，作为引导产业发展的工具，用以进行行业战略规划。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路线图的应用逐渐从企业、行业向国家乃至军队的战略计划层面延展。无论是美军的《网络中心战战略构想》《2020联合构想》，抑或俄军的《2006～2015军队指挥系统建设构想》《2020年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都是如此。技术路线图作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管理工具，在军队发展战略规划制订中的体系顶层设计、资源综合集成及武器研发论证等领域，越来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由于军队的战略转型涉及作战体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甚至军事文化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一种先进的战略规划方法和战略管理工具，技术路线图既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也包括对现实的认知；既包括对目标的确立，也包括对过程的设计；既包括宏观的判断，也包括微观的控制；既包括系统的分解，也包括系统的综合，通过对重大项目、重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关键事项、时间进程以及资源配置进行科学设计与控制，从而使战略转型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

总之，今天的战略研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光有目标、设想，而无具体的实施步骤，充其量只是权宜的谋略，而非长久的战略。技术路线作为战略计划的起点，它考验的是战略工作者的技术洞察能力。毕竟，对技术的洞察不同，其命运也大相径庭。成者，如普法战争后刚刚统一的德国迅速将铁路用于战争动员而建立了军事强权，以及二战时期美国因对核武器的超前研制而赢得了冷战军备竞赛的先机；败者，如火药的故乡本在东方的中国，但只用于炼丹长生和驱鬼敬神，谁知其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却被用于战争，从而开启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热兵器军事变革，在主动引领与被动应对之间，彻底颠覆了东西方军事实力的天平，其形塑的国际体系及长远的战略影响一直延宕至今。

技术规制：战略操作的方法

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技术规制”又称“技术导引”或“技术倒逼”，是指预先将某种战略思想内嵌入技术，通过技术设置来迫使人们穿越因习俗、观念及利益造成的现实障碍，最终达到对预设战略思想的主动认知与自觉践行。

无论是国家的创新发展战略、部门的行业规划战略、军队的科技强军战略、抑或企业的产业升级战略等，这些战略规划的实现，都面临着上面提到的各种因袭力量的阻滞。倘若要穿越这些隐形的篱笆，技术规制显然是比较适合的战略操作方法。

当然，这一富有创意的理论工具，在民用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如在校园里通过铺设“减速带”规制车辆降速以防止交通事故，在立交桥通过设定“桥间距”限制超重货车以确保桥梁安全，等等。马克思曾言：“军队的历史非常典型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对此，通常的理解是，社会制度就是军队制度的放大。技术规制这一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运用的“技术化制度”，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其发端更具有“强制性”色彩。

比如，在信息时代的美军战略转型计划中，联合作战是其酝酿已久的重要战略设想。但是，这一设想却长期受制于 “军种炎”的困扰。对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比尔·欧文斯上将，在其主导的军事变革中开出了“技术规制”的药方。他在《揭开战争的迷雾》一书具体讲道：“应以更严格的跨军种互通性作为衡量标准，减少重复性建设，更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研发‘信息导向型’主战武器装备，加紧向跨军种融合型采购模式转型，加大研发能相互配合的通用型军事技术，以促进联合作战。”

按照这一构想，美军针对各军兵种指挥控制系统中“烟囱式”结构的弊端，先后提出了“勇士CI”计划及“C4ISR”系统计划。而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所谓的“信息地球”概念。目前，全球信息栅格（GIG）在美军已呈全面覆盖之势，强制性地“倒逼”着战场上的所有单元、所有节点——哪怕只是一个单兵——必须主动适应变化，融入网络，否则将无所作为，直至被淘汰出局。

当然，从人类战争演进的大尺度时空来看，如今所谓的网络中心战时代也只是初期阶段，这就注定了今天美军对联合作战规律的探究，也仅是一种摸索而非定式，也只是提供了一种参照而非范式。作为参照，其另一层面的启发意义在于，技术规制对军事战略研究、战略规划的正反馈价值。穿越“篱笆”，只是技术规制的表象；预设战略思想，才是技术规制的实质。将技术规制运用于战略规划，既是对以往教训的浓缩与总结，更是对未来战争的前瞻与设计。

技术认知：战略实现的保障

在战略思想进化的早期阶段，军事理论家眼中的战略认知并未与技术有多大交集。然而，伴随着核武器的问世及冷战的爆发，这一局面在二战之后得以改观。具体而言，跟随在核武器蘑菇云后面的是一长串战略家及其著作：赫尔曼·康恩的《逐步升级论》、罗伯特·奥斯古德的《有限战争》、麦克斯韦尔·泰勒的《不定的号角》、以及格雷厄姆的《高边疆——国家的新战略》。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爆发之后，战略研究已与军事技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此外，当前备受各国关注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太空安全战略等，更加明显地昭示出如是“真理”：在当今战略与技术紧密耦合的时代，如果不懂技术，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对策。对此，我们从美军的情况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具体而言，在战略实现手段上，美国的军事战略与高科技密切关联，美国越来越将军事战略优势的获取寄托在技术领先的优势之上。对此，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杰里·迈亚的说法是：“技术领先是美国武装力量的一个标志。”亦正因此，美军新武器装备一经研制成功，就会立即被投放战场。经战争检验过的先进武器装备，很快就会成为实现军事战略意图的新手段，同时为决策者提供新的战略思维空间。二战后，美国军事战略先后经历了9次大调整，透过其不断翻新的军事战略，我们不难窥见藏匿于其后的军事技术身影：海权战略、空权战略、“高边疆”战略、有限战争战略等等，仅从其战略冠名，即可发现军事技术的烙印。

在此，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冷战期间美国核战略从“大规模报复”向“灵活反应”转变。在侦察卫星能够提供可靠的军事部署情况，特别是在弹道导弹命中精度大大提高的基础上，美国拥有了根据不同威胁采取不同反应的技术手段，因此适时提出了以“灵活反应”为主要特征的核战略。与美国相反，苏联在核战略上却不够“灵活”，并深陷美国“星球大战”战略陷阱。1981至1985年期间，苏联国防预算持续增长了45%。事后看来，这种因对技术认知的匮乏而产生的战略误判，使本来就虚弱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回顾一段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我们的感悟是：历史首先是一种哲学；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思维、历史的感悟其实就是哲学的眼光、哲学的思维、哲学的感悟。伴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一支军队对技术前沿的认知已然成为一切战略运筹活动的逻辑起点；在当今战略与技术紧密耦合的时代，如果不懂技术，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对策。善于找寻战略研究的“阿基米德支点”——技术，应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