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普世价值”一词近年出现的频率渐增，其影响的范围也呈扩展之势。为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实质，更好地把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方向，2009年9月19日我刊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研讨会。本刊第5期刊发了研讨会的综述，本期再次刊发与这次研讨会相关的8篇文章，以对“普世价值”的含义及其实质、“普世价值”思潮出现的过程、原因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更深入阐释。“普世价值”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国“西化”、分化图谋的又一拙劣行径，因而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前沿问题。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认识“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危害，有效抵制这种错误思潮。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总结改革开放30年和下一步应怎样深化改革，特别是应怎样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不同观点和主张。“普世价值”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一种并不新鲜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改革主张在这一背景下的又一次顽强表现。早在2005年，流亡美国的敌对分子胡平就在其《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中宣称：“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中共一方面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把民主的公认定义和标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这实际上是否认民主的普适性，也就是否认民主本身”。国内也有一些人声称，“不同的国情，有着同样的民主要求，也要有同样的建设努力。国情性的特色路径，最终是要走向普适的民主”，“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有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实行的民主，有这里所说的普世价值的民主”。近年来还有人宣称：“信仰决定中国的未来”，“不同制度的差别在于不同制度背后所包含的信仰，制度的内涵是信仰。这个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民主的自由制度!这个信仰不是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信仰!”

上述境内外的这些人毫不隐晦地宣扬的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他们刻意将这套东西冒称为所谓“普世价值”或“人类文明主流”，无非是为了增加欺骗性和减少推销阻力。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套鼓吹，事关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事关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必须深入分析其实质，给予其旗帜鲜明的抵制。

“普世价值”思潮的出现，与学术界理论界存在的“西化”倾向有直接关系。这种倾向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总结中国经验、对策中国问题时，脱离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要求)，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概念、方法和思想话语。例如，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用所谓“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之类似是而非的概念话语，评论我国政府管理的历史和概括改革走向，既不符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管理的历史全貌，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全面要求。这种片面的错误评论和概括不仅在学术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有害于改革实践。最近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缘起于美国的世界“金融海啸”等诸多国内外案例无不说明，政府的服务职能离不开管理、管制职能。把管理、管制与服务对立起来，是新自由主义在相关理论和实践领域发生误导作用的典型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主张中国应该无条件尽快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言论不多见了，大多数学者都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但仍有一些人受西方学术理论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作为标准和最终目标，认为只有渐进演变才能更稳妥、顺利地实现向西方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模式的转变。

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模式认同为“普世价值”这一现象说明，“西化”政治主张与“西化”学术倾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虽然前者是政治问题，后者是学术问题，两者的界限不可混淆，但有必要注意，不克服后者，前者就有土壤和市场。要克服后者即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仅从政治上批判、揭露其实质和危害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学理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真正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这就需要学术骨干队伍特别是中青年学术骨干，通过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形势下，敢于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包括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和分析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前沿理论问题。

来源：《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