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形象说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国际背景与历史起点，但其历史细节究竟如何，则有待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呈现。可喜的是，湖北大学教授田子渝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成果，已由学习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传播史》）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历史脉络与具体史实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既还原了历史真相，也准确地诠释了历史缘由。该书的研究特色有如下几个方面。

选题的拓展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一幅历史长卷，《传播史》将这一过程分为自然传播阶段、初期（自觉）传播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历史，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著作论及，但全景式的初期传播史鲜见，诸多史实也有待进一步澄清。该书从纵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历史脉络，从横向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涉及的党派、群体、机构、媒介、渠道、思潮、传播内容和国际因素等，用大量不可撼动的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正确的选择。

史料的丰富性

《传播史》十分注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所形成、积累的历史文献进行了广泛搜集，发现了不少以往学术界关注、利用不够的史料。一方面，《传播史》充分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建设》、《劳动界》等报刊文献和《劳农政府与中国》、《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社会主义讨论集》等早期图书作为立论的史料基础；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初期传播者的全集、文集或早期文稿、文选，以及近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及其他相关专题文献资料，这使得该书引证的史料具有原始性、广泛性和丰富性。同时，作者对史料的甄别也甚为审慎，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表的政论文章，《新青年》等主要刊物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建设》刊载关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俄（俄华）通讯社发表新闻稿的目录，1919—1922年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目等。这种史料考证和整理工作颇费工夫、颇见功力。

观点的创新性

《传播史》依据新史料，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思想领域的必然结果，并非外来政治势力切入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主要渠道，除日本、苏俄、欧洲渠道外，还有美国渠道；1921年6月在汉口发行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体现了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做了舆论准备，但这一重要史料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瞿秋白并非我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1919年7月《晨报》副刊刊登的译文《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即已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幕于1922年开启；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提法，有与国民党提法相统一的考虑，也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对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独创性回应，等等。这些观点具有创新性，言之有理，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

在人物评价上，《传播史》将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中去评判，尽量回归传播初期的历史语境。充分肯定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毛泽东、杨匏安等人的先锋作用；同时也对李汉俊、施存统、张申府等人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即使是对于戴季陶、周佛海、胡汉民等人，也不因之后的政治态度、历史表现予以全盘否定其在初期传播中的作用；另外还对一些被历史尘埃淹没的人物，如袁振英、李季等，也力求客观地再现其在初期传播中的历史活动。这些描述与叙事，体现了作者客观的治史态度与求真的治史精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难能可贵的是，《传播史》刊登了近300幅珍贵图片，不仅使《传播史》图文并茂、立体鲜活起来，而且许多图片是第一次展示，增加了著作的史料含量。

总之，《传播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提供了方法的启迪、视野的借鉴。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