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关于史学研究“碎片化”的现象和问题受到了关注和热议。那么，如何认识“碎片化”现象？怎样看待史学整体研究与碎片研究的关系？历史书写要不要宏大叙事？本刊“文史专论”栏目特编发两篇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近年来，在我国史学界中，反对“碎片化”的呼声不绝于耳。所谓“碎片化”，主要是指研究题目琐碎微观，杂乱无章；缺乏整体史关怀，缺乏全面联系和贯通；疏离宏大叙事，轻视理论思考，缺乏共识。总之，对历史现象不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但是必须明确，“碎片化”不等于碎片研究，不能把碎片研究与整体史对立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历史研究陷于琐碎微观，缺乏整体史观念时，才可称为“碎片化”；反之，如果具有整体史关怀，碎片研究就不是“碎片化”。那么，如何理解碎片研究和整体史之间的关系呢？我以为，全面、系统地领会整体史理念是其中的关键。

　　■碎片研究是朝着全面史推进的一个成果，不能说没有价值

　　整体史这一理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内容的全面史；二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以往，学者对整体史的理解更多集中于后两个层次，对第一个层次的意义则有所忽视，或者因强调其碎片化的趋势而加以否定了。而追求全面史，越来越多地了解历史面相，是历史学者乃至其他社会成员的强烈欲求。不过，由于人类社会极其复杂，而人的生命、精力和智力又非常有限，任何个体历史学者都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内容进行全面研究，而只能选择具体，选择碎片。但正是无数历史学者的碎片研究汇成了历史学的海洋，逐渐缩短了与全面史目标的距离。它不仅不是史学研究的恶化，反而是整体史学发展的表现，标志着史学研究的愈益成熟。就此意义而言，碎片研究是朝着全面史推进的一个成果，不能说没有价值。

　　虽然有不少人说，领域越搞越细，史学“碎片化”了，但同时又有不少学者呼吁继续拓宽研究课题。有的学者甚至一边高喊拒绝“碎片化”，一边又主张扩大史学研究范围，显示出欲拒还迎的心理紧张。这恰恰表明，碎片研究距离整体史、全面史的形成还相差甚远，碎片研究仍是大有潜力的广阔田野。

　　自然，已知的历史终究属于局部，全面史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放弃求全的精神。但是也必须承认，碎片研究很可能是就事论事的研究，忽略了整体的、联系的观念，从而形成“碎片化”现象。

　　■凡属成功的微观研究，基本上不存在“碎片化”问题

　　也正因为此，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整体史研究的第二个层次，即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具体或碎片研究：一是将具体的研究对象置于整体史之中，注重研究对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即形成一个相互联结的碎片或微观研究；二是以小见大，以具体研究反映大的问题意识。所谓大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反映历史时代、影响历史方向的问题。如果说整体史的第一个层次更多地具有领域开拓、课题增添的价值，那么第二个层次则有了更深一层的学术意义，研究难度也随之加大了。

　　应该说，一个真正严肃、认真的学者，都不会就微观谈微观，而是把它和其他相关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并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实际上，凡属成功的微观研究，基本上不存在“碎片化”问题。例如，我国近代史学者王笛对成都茶馆和街头文化的研究，属于微观史力作，它力图以地方的日常生活反映精英、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认为，一项成功的碎片或微观史研究，不在研究对象之大小，而是取决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联系和以小见大的整体史意识。只要拥有这一意识，就会使单纯的碎片研究化蛹为蝶，更具意义。

　　■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境界，它强调对碎片研究的整合

　　与以上两个层次相比，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境界。它强调对碎片研究的整合，包括全面、综合的研究、宏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历史理论思考，其研究难度进一步加大。

　　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就是最大限度地将历史的各个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如果说碎片研究容易出现“以偏概全”之弊，而这恰恰是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力求避免的。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通史性著作。自司马迁以来，“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一直是中国史学的追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是为通史服务的。以中国史而言，剑桥中国史系列、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等，都是众人协作、追求全面和综合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另一类是区域史著作。它一般不是一个村庄、一个乡镇，而是地理范围较大的区域。

　　所谓宏大历史问题，就是影响或决定着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主流问题。与其他琐细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学术意义更大。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学习历史和研究具体问题、碎片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洞察那些最有价值的领域和问题。一旦宏大历史问题凸显出来，就值得长期关注和讨论，从而不断加深对历史过程和历史趋势的认识。近些年，史学界确有专注琐碎、忽视宏大历史问题的现象，缺少集中探讨的共同话题。

　　历史理论思考，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求是”，即注重对人类历史命运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也可称之为历史哲学，这是历史研究中的最高层次。近些年，我国史学界对宏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很少，很难看到以前像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种问题的广泛讨论，更没有形成众所关注的热点。当然，重视历史思考绝不等于维护和注解既有的理论模式。

　　■整体史观可以将碎片研究、整体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统摄起来

　　我所理解的整体史观所包含的这三个层次之间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生共存的。在此理念下，可以将碎片研究、整体史研究以及避免“碎片化”统摄起来，从而缓解乃至解决相互之间的紧张。

　　从长时段看，历史研究一直是碎片与整体相互结合的过程。碎片研究的“分”与整体研究的“合”经常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所说“碎片化”之重，其开始源于对“以论带史”的反动；三十年过去，人们又发现碎片太多，宏论太少，于是又提出加强宏观史学。宏观史学的确是我们的弱项，我们实在缺乏气势恢宏的作品。不过，正如疾病诊断，不可过头，否则就有可能走偏。我们未知或未深入研究的历史面向仍有很多，我们还缺乏一流的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学著作，所以碎片研究不是应削弱而是应该进一步增强。

　　我还以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及其作品，会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基本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一些论著出现“碎片化”现象，与作者自身的意识不强、能力不高有关。现在最应该治理的，恐怕是那些没有学术含量的“垃圾”。恰恰这些垃圾，可能与一些严肃的研究成果一起，被有些学者视为史学研究“碎片化”了。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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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片化”理论的提出者

　　英国思想家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为“碎片化”（或曰细碎化）提出一套完整理论。他提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世界上所存在的，只能是所谓“零碎技术学”、“零碎修补学”、“零敲碎打的工艺学”、“零碎的试验”等等。他表示，他“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然而，波普尔的最终结局，是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靳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