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莉莉（Lily Kong），新加坡国立大学（大学及环球关系）副校长、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代理执行（学术事务）副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教授。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获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为英国拉夫堡大学荣誉博士。担任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理事会成员、凯恩斯研究所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亚洲研究中心国际咨询小组成员；也是国际知名期刊《社会与文化地理》（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人文地理对话》（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的联合主编，ARI-Springer亚洲系列首席编辑，同时是15个国际期刊编辑委员会和国际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研究以宗教、文化政策、创意经济及国民身份认同为主，出版书籍和专著13部，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过多项研究项目，本人及其研究成果获得过多个国际奖项。

　　1 通才教育和跨学科教育是未来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江教授，您身兼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副校长等职，但您首先是一名学者，可否为我们谈谈文化地理学这个学科涉及的跨学科知识？另外，学者的身份对您的管理领导工作有何影响？

　　江莉莉：作为学者，我的专业是社会和文化地理，属于地理学中人文地理的部分（另一个部分是自然地理）。我的研究兴趣很广，移民、全球化影响下的人口迁徙、民族认同、宗教、创意产业等领域都有涉及。人文地理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色，例如经济地理学家跟地理学家、经济学家都有很多的共同研究点。就我的研究领域来说，跟社会学研究者一起合作的机会比较多。

　　我平时在和本专业的学生接触时，发现他们一开始会觉得人文地理不是真正的地理学。实际上，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改变世界，不用拘泥于某一个学科的特色。通才教育和跨学科教育是未来的必然趋势。我本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跨学科学习。读本科时我非常喜欢文学，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把文学和地理学结合。我阅读了很多19世纪时期介绍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风貌的文章，那可以说是我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点。读博士期间，我对文学、宗教、历史、社会发展都感兴趣，就研究了有关新加坡宗教地理的问题。

　　虽然现在做很多行政工作，但我仍然主要是一个学者。我带博士生和硕士生，坚持抽出时间做研究。此次中国之行也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一个关于“城市文化空间”的学术演讲。学者出身的人做大学管理工作会比较了解做研究的过程和意义，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研究人员和教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一直在努力制定精简而有效的管理机制，努力减少教师的行政事务，让他们专心做研究。

　　2 学者使命是传播知识和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大学领导和学者的身份之外，您还是多种学术期刊的编辑组成员。相信做编辑也占用了您非常多的时间，您为何一直坚持下来，请您谈谈体会。

　　江莉莉：我所参与编辑的期刊基本上都是西方国家的期刊。他们希望能够在编辑组成员中有来自亚洲的学者，带给他们亚洲的视野和观点。我参与编辑的学术文章，一部分是我非常熟悉的学科和领域，一部分则不完全是我所学的专业。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参与工作。今年8月份，我在澳大利亚一个学术会议上所谈的问题就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亚洲，什么样的学者做出来的研究最有价值？我认为是对于东西方都比较了解，既深刻地理解亚洲文化，又掌握了与西方对话的方式，能有效将亚洲讲述给世界的学者。我称之为“跨文化学者”（In Between Scholars）。世界需要跨文化学者。有时亚洲人认为自己很了解西方国家，其实并不一定；有的西方学者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亚洲的语言、文字、文化，自认为很了解亚洲，也许他们对书本文献上的内容已经了解得很好了，但这远远不够。

　　虽然时间有限，但我仍然把编辑工作坚持下来，并且乐在其中。在学术上，当编辑是一种服务。资深编辑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年轻学者来说非常重要。为了推动学术发展，有经验的学者和编辑应当分出一部分时间帮助后辈成长。有些学者认为，发表文章目的就是给学术界看，得到相关学术界的认可或为自己争取更好的职位。但作为一名学者，其根本使命是传播知识和推动社会进步。只是专注于自己做研究、发表文章，无暇帮助后辈，无益于学术进步。另外，学者也不能够为了学术成果而一味地只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语言更加通俗易懂的大众型媒体上也应该时常有学者的声音。

　　3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是历史与创新的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建立于1905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亚洲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综合性大学。作为百年名校，国立大学的定位是怎样的？每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根据其内部、外部的环境制定发展战略。随着其他学校比如南洋理工大学的综合性发展和崛起，国立大学如何保持其优势？

　　江莉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新加坡国立大学起初的定位，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术研究，都是为国服务。所以，国立大学对国家有特别的责任。关于优势问题，我认为大学要办出自己的特色，既可以和别人做同样的事，也可以做不同的事。做不同的事，可以取长补短，让差异越来越小；做同一件事，要用不同的方法做得更好。很多大学都在尝试建设综合性大学，国立大学就需要做到更好。大学不可能每个学科都强，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竞争优势确定重点学科和研究领域。而且，我们也在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与耶鲁大学合作新办的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ag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立大学的导师制也体现了跨学科的特色。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论文委员会，由至少三人组成，其中一位是学生所属院系的老师，另两位是其他学科的老师。我们需要老师从不同领域、不同学术角度来看待学生的研究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我们知道这是两所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在耶鲁三百年的历史上，它的毕业生创建了数所世界名校——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威廉姆斯、康奈尔和约翰·霍普金斯等等，但是从未与其他学校合作开设新学院。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合作建立新学院的动机和过程？

　　江莉莉：新加坡教育部有个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于一些学术前辈和大学领导者，他们负责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提供咨询建议。2007年该委员会提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还缺乏一个博雅学院。以美国为例，博雅学院的毕业生成为政治、经济领袖的比例非常高，而且明显高于专业学科的毕业生。国立大学前任校长施春风曾经考虑把博雅学院建立在国立大学之内还是建在大学之外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去了美国。经过反复考虑最终决定，最适合国立大学的模式是与一所规模较大、研究型的名校合作，建立一个独立的博雅学院。无独有偶，耶鲁大学当时把亚洲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其校长时常去中国交流，并且和复旦大学等高校有合作。他们仍想与亚洲其他国家开展更多合作。最后，在达沃斯论坛会议期间，耶鲁大学校长和国立大学校长就合作办学达成了一个初步意向。该项目从筹划到现在有三年时间，学院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批次的招生，共有50名优秀学生入围。该批次学生以新加坡本地人为主，以后学院会考虑招收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在2013年8月开学之前，招生还将进行三轮。预计至稳态发展时，学院每届将有250名学生，常年在校生为1000人，分为三所寄宿学院，各容纳330名学生。我们希望寄宿学习生活能激励学生把生活和学习融为一体，并创造强烈的团体意识，包括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此外，我们也将为学生提供各种全球化的实习及学习机会。

　　4 博雅教育培养学生全球视野和批判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报》：博雅教育是一种很有趣的教育模式。有人认为，博雅教育是最实用的，因为它重视培养学生的知识广度和思考能力，但也有人对学生毕业之后是否有一技之长的问题发出质疑，毕竟亚洲的大学都还在实行专业化教育。这种在美国盛行的教育模式搬到新加坡运作，是否会带来水土不服的尴尬？

　　江莉莉：博雅学院又被称为 “文理学院”。虽然它是美国一种独特的本科教育模式，但实际上起源于欧洲，旨在培养文理全面发展的通才学生。我们刚开始在新加坡宣传博雅教育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学生的父母甚至担心孩子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经过我们多次解说和介绍，民众已经开始慢慢接受。其实博雅教育并非没有专业特长，一般来说一二年级是通才教育，三四年级会有相应专业的划分。但是，即使同样是哲学专业，博雅学院和国立大学所教授的方式都会有所不同，前者会非常重视跨学科的部分，大概占到总体教学任务的三分之二。学生们既要学习中国哲学，也要学习西方哲学，同时要和历史学、文学等结合起来学习。国立大学所希望创建的博雅教育是一种既不过于注重又不完全脱离西方模式的博雅教育，跨文化教育是一大特色。

　　关于对博雅教育实用性的质疑，我认为随着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日益多样化，现在重要的不是懂得多少知识，而是如何把这些知识串起来，从各种角度分析问题。很多毕业生将来可能换多份工作，这些工作可能属于不同行业。为他们提供内容广泛的基础教育、培养他们多方位思考的能力，将有助于他们学习新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习有效沟通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毕业后将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在不同的行业中生存和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耶鲁大学建立海外分学院受到广泛关注，也遭到了多方质疑。《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的题目就是《耶鲁在新加坡的冒险》。其中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部分耶鲁大学教授，质疑新加坡和国立大学是否具备适合开办博雅学院的言论和学术自由。

　　江莉莉：国立大学对这些质疑的声音都有心理准备，并且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非常自然。但是我需要强调的是，新加坡和美国两国大学的不同并不是哪边缺少学术自由，而是文化差异和沟通的问题。美国当地媒体没有经常对新加坡进行报道，民众自然缺乏对我们的了解。发表反对言论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没有来过新加坡，对于这里的教育和文化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每个社会都有可以进步的余地，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但是，新加坡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建立博雅学院的一切条件，我们有追求更好的学术和教育发展的权力。同时，质疑的声音也让我们进一步确认，新加坡以培养具有东西方文化底蕴和批判性思维学生为方向的重要性。

　　5 在中国创建学生创业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管的是国立大学对外合作方面的事务，请谈谈在国立大学的全球战略中，与中国的合作都有哪些，未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

　　江莉莉：中国是国立大学海外发展的重点合作对象。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形式很多样，例如与高校互派交换学生、向企业派遣实习生、建立海外分院和工业园区研究院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增进了解。其中我想重点介绍的首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苏州研究院。它建立在苏州工业园区，明年就可以正式运作。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科学项目研究、企业管理人员培训以及作为国立大学毕业生在大上海地区的创业基地。

　　第二个与中国合作的领域是国立大学的海外分院。国立大学在世界企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设有7所海外分院，第一所创办于硅谷，重点是高科技起步公司，学生们在斯坦福大学上课。其他6所分院分别设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瑞典的皇家技术学院以及以色列和印度的两所大学。近年来，随着国立大学海外学习计划进程的加快，有近50%的本科生可到海外浸濡和体验生活，超过20%的学生因学生交流计划可在海外获得6个月或更长的学习时间，其中包括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的实习。学生们在获得丰富的海外文化浸濡的同时，还受益于一些海外最好的大学所提供的优质课程。获选参加这项计划的学生将在这些城市的高科技起步公司或创新公司进行一年的全职实习。这些公司都经过精挑细选，以便为学生提供机会向这些起步公司的创办人和企业家直接讨教。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国立大学的大学领袖人才研习会。为了促进亚洲大学之间的互相观摩学习，互相借鉴经验，我们今年3月首次推出了大学领袖人才研习会。首次研习会为期5天，名为东盟专场，吸引了来自东盟地区17所大学的60位校长、副校长、院长以及部门主任。在3月份的东盟专场之后，我们很荣幸接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委托，在7月份为上海交大办了为期3天的专场。这次研习会的主要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方面是有关大学管理的部分，主要有中、美、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对比分析、教学人才的聘用和继任规划、国际人才管理与研究、高等教育的未来趋势以及放眼十年后的上海交大等内容；另一个方面是宏观的趋势及政策研讨，包括亚洲增长模式和挑战、亚洲领袖如何走上国际舞台等课题。我们决定在2013年春季在新加坡开办中国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