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哲学”这一术语常在一种既狭义又广义的理解下使用。其狭义就以下两方面而论：第一，以往这一词项往往仅指来自植根于不同民族/文化/地理区域传统的思想传统或哲学传统（如西方传统、中国传统、印度传统等）的不同思路和观点的比较研究；第二，在“比较哲学”名义下的工作，有时止于历史描述性的考察而非进一步的深层哲学思考，例如，在对历史事实作描述性比较而刻画一些表面现象上的差异和相似时，对于深层哲学意义以及这种差异和相似对我们今天理解和处理哲学问题如何能有建设性贡献，则要么没有触及，要么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以往常出现在专门从事汉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或亚洲研究的学者的这种“比较哲学”研究工作中。与上述第二点相联系的是，在对中国哲学研究中，以往常将比较哲学视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副产品，即当这种研究论及与其他哲学传统类似观点时以“中学为体”的立场而顺带地“比较”描述一番。就其宽泛含义而论，在进行那种历史描述性横向考察时，往往文史哲宗兼论，没有根据哲学解释和哲学问题的目的与需要而深化相关哲学材料的考察。

　　自21世纪初以来，以一种哲学上有意义的方式所理解和从事的比较哲学在国际哲学界崛起发展，并在如下含义上成为一般性哲学探索的前沿：即探索那些来自不同哲学传统、不同方法论风格取向的不同思路、方法、眼光、洞察、基本观点、概念性、解释性资源，以期通过反思性批评而相互学习，为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哲学上有趣和有意义的问题协同互补地作出建设性贡献。这种含义的比较哲学研究一方面强调反思批评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强调如此的目的是为了相互学习并为共同的哲学事业作出贡献。强调反思批评和建设性探索的比较哲学研究策略不妨用刻画和突出上述特征的“建设性交锋—交融”（constructive engagement）一词来表征。这种含义上的比较哲学研究，不局限于仅关注来自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不同哲学传统的不同思路或观点，也包括来自有不同风格/方法论取向所表征的哲学传统的不同思路或观点——后者可能是跨民族文化传统的，如广义理解下的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这种比较哲学研究更具有哲学上的一般意义，并拓宽了某些传统理解下过窄的方面，如不受限于仅考察来自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哲学思想、不止步于纯考据性或纯历史性描述。但同时其收“窄”了某些在传统理解下过宽的方面，如专注于哲学研究而非不加区别地文史哲宗兼收并论。在上述含义上，这种哲学上的比较研究在性质上、目的上和方法上不同于或有别于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或比较文学中的比较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调哲学上建设性交锋—交融的比较哲学研究并不否认或忽略历史描述性工作的相关性和必要性，并不把这种历史描述性工作本身排除在比较哲学研究工作之外，也并不否定研究者可以根据个人的学术兴趣、训练背景和所指派研究任务之性质等而毕生或在某一阶段专注于历史资料收集、历史描述或史料考据。一方面，这种历史描述性“比较”工作可以是一项比较哲学探索项目的资料汇集或阶段性工作，它对于比较哲学探索是相关的、必要的；另一方面，哲学上的比较哲学研究在整体上（或就其反思重点而论）不止于这种历史描述性工作，而在于解释和思考不同思路和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处理哲学问题如何能有积极的建设性贡献。

　　一般来说，在这种哲学上有趣、对哲学发展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意义的比较哲学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可以说是“对象探索”层面；另一个层面则是“元哲学探索”层面。在“对象探索”层面，通过哲学问题意识和哲学解释，比较哲学具体地探讨关于某一研究专题所论及的若干不同思路和观点如何能对于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以某种相容互补的方式作出建设性贡献。正是通过哲学问题意识和哲学解释，在比较哲学“对象探索”层面上关于某一哲学问题或论题的若干原来看似不相关的不同思路和观点才变得相关，从而得以在共同关注的哲学问题上交锋，进而使我们有可能探讨它们中的合理因素以作出建设性贡献。在“元哲学探索”层面，比较哲学研究明确地、一般性地乃至系统地关注和探索如何看待来自不同哲学传统或哲学研究的不同风格或取向及其不同实质性观点或概念/解释性资源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系列元哲学、元方法论问题，诸如如何看待来自不同哲学传统或哲学研究的不同风格或取向的不同方法论立场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引导原则（methodological guiding principles）及其适当性条件。所谓“哲学研究的比较哲学方法”，关注的正是上述两个层面的具有一般哲学方法论意义的比较哲学研究。

　　（作者单位：美国加州圣荷塞州立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