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28日，“简牍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学者参会。与会者表示，简牍等出土文献给学术界带来了“简牍热”、“简帛热”、“竹简热”等状况，在这类“热”的学术环境中，学者们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

　　简牍提供了解历史的新窗口

　　20世纪以来，居延汉简、郭店楚简等古代简牍的出现，为学者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增进了学术界对汉代之前中国历史的认识。因此，与会者认为，要重视“新发现”的古代文献，培养全面、系统的思维，丰富学术视野。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表示，近年来，包括简牍在内的出土文献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些材料为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窗口，古文献、古文字、考古资料等新材料的出现，促进了文史等学科的快速发展。此外，朱凤瀚表示，学者们特别是青年学者要展开系统思维，深入研究，消化前辈学人的学说，培养扎实的学风。

　　西周早期青铜器天亡簋（又称“大丰簋”或“朕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人二将《诗经》中的《大雅·文王》与天亡簋结合起来研究，并参照《毛诗序》和竹简中的有关记载，对天亡簋的性质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见解，即天亡簋是与西周开国有关的一件历史文物；此外，根据新材料可以推断“天亡”是对挑起叛乱的商纣之子武庚的蔑称。

　　出土文献有助于提出和解决新问题

　　简牍等新材料被认为包含了“寻找回来的世界”，丰富了学者对于古代文献的认识，为此前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侃理提出，有必要对出土的秦汉历书进行系统研究。目前，围绕出土秦汉历书的研究现在还处于开端阶段，两个研究方向是历法复原与讨论命名和性质。研究不足在于，对不同类型的历书缺少区分；专注个例，缺少结合。对出土秦汉历书的分类，过去单纯以形制为标准，但因历书既是文物，也是文献，所以可以内容为核心标准，形制为次级标准，功能作为参考，建立分类层级：类（内容）、型（内容）和式（形制）。陈侃理认为，可以从对出土历书本身的研究中，提出无法根据传世史料得出的新问题，并且探索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新方法，而不仅是利用地下之物“证史”、“补史”或“订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锐对“同文”分析法进行了评析。在先秦古书中，同一学派甚至不同学派的著作都存在文字相同或者相似的“同文”现象。有学者根据这种现象提出古代人不重视版权的观点。但是，竹简古书的发现使学者对这种论断提出质疑，认为如果两部书存在“同文”的情况，可能并非是其中一部抄袭另一部，而是两者都抄了同一部目前未知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