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盛唐诗人个体的研究已很充分，但对盛唐“诗坛”进行总体的考察还有待深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诗人的研究多以现实性、人民性为标准。80年代以后，在资料考证、艺术研究、诗人传记、作品鉴赏等方面成绩显著，但对盛唐诗坛与政治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在袁行霈先生的带领下，我和袁先生合作完成的“盛唐诗坛研究”项目把诗歌创作放到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中，注重考察诗人的政治地位、政治生涯、政治品格，以及诗坛与政局的相互纠葛，进而揭示诗人们创作的冲动，考察其得失。

　　早在1993年，袁先生在给研究生授课时即拟定了“盛唐诗坛研究” 的讲课提纲。当时我正在北大做访问学者，跟随袁先生从事研究。在北大期间，我根据这份提纲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写出数万字的初稿。10年后，我们又旧事重提，对“盛唐诗坛”重新展开研究，并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袁先生结合学术界的新动态，调整思路、修正观点、确定题目，我则据此搜集资料、撰写初稿，但课题的思路、章节题目、基本内容大都以原拟的提纲为基础。其间，我们共同对文章进行反复推敲，整部成果修改六七遍，有的内容修改多达11次。在多年的合作研究中，我们体会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快乐，师生之间达到了学术的默契。

　　在这项课题中，我们尽可能穷尽资料，文史结合、以论为主、以考为辅。比如我们考证玉真公主的生年、“姚崇十事”的真实性、唐玄宗召李白进宫的道教背景等，都有一定学术创新，又都是为全书的论述服务的。我们始终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从资料出发，实事求是，不故作惊人之语、高深之论，尽可能接近盛唐诗坛的真实面貌。从诗文作品和基本史实出发，结合政书、方志、碑刻等材料，同时注意吸收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排比、分析，从中得出较为符合当时诗坛状况的结论。我们一方面重视文献及海内外研究成果的运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两《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等常见材料的分析、解读与利用。我们还注意从唐人笔记小说中寻找有用的资料。这些当朝人撰写的野史可能是正史的原始出处，细加甄别、合理运用，可以较大程度地丰富成果的资料来源。

　　从总体上研究一个时期的诗坛，以若干人物作为纽带，将诗坛与政坛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是我们所作的一点尝试。学术界常将盛唐诗人分成山水田园和边塞两大诗派。这种划分并不能准确概括盛唐诗坛的全貌，于是我们在研究中转换角度，以诗人的身份、地位、主要生活经历为依据，将诗人分为宫廷中的诗人、担任地方官的诗人和在野诗人三大类。这不仅可以将盛唐诗人囊括殆尽，并且具有层次感。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存诗数量居于前50位的盛唐诗人中进士及第者就有33人，可见科举是诗人进入政坛的主要途径。

　　通过多年的努力耕耘，我们的成果在鉴定时得到了学界同行的肯定。清华大学傅璇琮教授这样评价：“项目以盛唐时期政治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作为主要命题进行探讨，同时又着重运用文化学视角，将政治与经济、文化及文人生活结合，作整体且具体的探索，对盛唐诗歌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认为，“成果标志着新世纪的唐诗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唐诗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操作性的新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选中，这项成果顺利入选，即将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统一出版。能获得同行的认可，我们深感欣慰，但也自知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应继续努力，以新的成果报答学术界的期待。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盛唐诗坛研究” 主要参研人员、安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