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张宏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项目批准号为08BGJ015），最终成果为专著《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理论和实证》。2012年4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成员：王建、刘伟全、于淑波、郭翠荣、蔡彤娟、刘鹏、郭庆玲、张奎亮。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走出去”战略自世纪之交实施以来，到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几近实现连续8年高速增长，不过与持续增长的数据相伴而生的是关乎我国企业成败的纷繁复杂案例和人们褒贬不一的争议。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劳动和政策优惠优势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成为外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热土；随着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提升对核心技术需求的增加，外国跨国公司似乎更愿意把我国产业和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遭遇技术瓶颈；此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取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就成为我国的一个可行选择。然而，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业或企业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获取，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样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理论综述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这项成果融合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框架，着重解答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问题：理论上，如果我国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那么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否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低端环节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途径，其微观机理又是什么？实践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的技术获取动机是否明显，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如何？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否有效地获取了技术逆向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国内的技术进步？除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之外，这项成果还旨在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相关结论的政策含义，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正确判断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认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前提。当前国际分工已经发展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企业内部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价值链活动在地理上的分割成为可能，但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一般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依靠技术优势予以控制。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然而正是使得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反映我国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利用出口的垂直专业化份额、出口贸易附加值比重、技术高度指数等指标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分工程度、分工利得和分工动态利益进行衡量发现，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和增长率差别明显，以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的办公、会计和计算机设备、广播、电视及通讯设备为例，它们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但其出口附加值比例却相对较低、技术高度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越深、其分工利得反而越低的担忧。由于我国比较优势产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我们要寻求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突破，需要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市场换技术”战略受阻的情况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外技术成为我国政府积极引导和企业努力尝试的一个方向。

　　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蕴含着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历经初始启动期、低速增长期、受限波动期，随着“走出去”战略及其配套措施的落实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转型，2004年以后出现了持续增长。研究发现，尽管政策调整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的影响很大，但推动其发展的基本动因还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要素的培育、政策措施的激励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内外条件。通过对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描述和考察，“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等传统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特定资本流动模型”似乎都无法给出充分的解释；通过对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概况、行业内投资指数、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考察，没有发现行业内相互投资的显著证据，但初步发现了对外寻求稀缺要素的动机。新时期我国少数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国际排名上升，在国有企业主导的格局中少数民营企业崭露头角，但与国际跨国公司巨头相比，在跨国程度、优势产业方面依然差距明显。因此，对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需要理性认识，其对发达国家或技术先进国家的投资及寻求稀缺要素的动机等特征蕴含着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遇，同时我国跨国公司实力较低等现实也隐藏着我国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后起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复杂性需要理论研究的突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也需要实证上的检验。

　　作为一个具有中等技术水平的劳动丰富的发展中大国，理论上我国不仅可以开展成本节约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可以开展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和特征，结合全球价值链和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这项成果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探讨了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劳动丰富大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所需要的要素禀赋、贸易成本、企业固定成本和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等国家和行业层面的特征条件。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给定其他条件，中等贸易成本可能更有利于具有一定技术的劳动丰富大国出现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因为低贸易成本使得出口型的国内企业更有优势，高(中间品)贸易成本可能降低本国基于劳动资源和市场规模的优势；即使在高贸易成本条件下，如果总部固定成本相对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的比率处于中等水平，也可能为劳动丰富大国技术获取型跨国企业的出现创造条件；总部固定成本反映规模经济优势，又往往与技术相关，因此高总部固定成本可能使劳动丰富国家的技术获取型跨国企业与技术丰富国家的跨国企业相比处于劣势，而低总部固定成本又使得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相对较高，可能与国内企业相比处于劣势；在高贸易成本、高总部固定成本条件下，如果对国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直接投资成本足够低，同时对国外价值链低端环节的直接投资成本较高，劳动丰富大国也可能出现显著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总之，一般均衡分析和模拟结果表明，我国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国家和行业层面是可行的，但也是有条件的，需要国内R&D活动的配合，需要价值链的有效分割，需要统筹考虑贸易成本和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等条件。一些前期R&D投入大的行业还可能需要政府的扶持。

　　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接近国外技术要素并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但能否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则与技术能否通过逆向溢出效应扩散到投资国或改变母国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构成等微观机理有关。通过到发达国家新建研发机构等方式，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逆向溢出效果受到模仿示范效应、前后关联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三个途径以及向母国的技术传导过程的影响；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获取的技术协同效应可以给并购企业带来和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速度经济、空间经济等四种不同而互补的经济利益。像发展中国家不以技术获取为主要目的的直接投资，随着产量的上升、市场的扩大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公司研发费用的分摊也可能带来跨国公司技术水平的上升，促进母国的技术升级。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各有利弊，全球价值链的类型决定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所能实现升级的方向，也影响着升级所需技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获取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实现价值攀升，同样也会受到价值链的“动力机制”的影响。一般而言，新建和跨国并购模式都可能适用于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升级，但跨国并购更有利于获取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品牌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要素。总之，微观机理分析表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企业层面也是有条件的，结合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选择恰当的进入模式实现技术向母国的传导和应用与进入价值链高端环节接近技术同等重要。

　　这项成果利用2007-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流量数据，建立分量回归模型检验了东道国资源禀赋、知识资本禀赋、与我国距离、汇率变动、市场规模、地理特征、与我国文化联系、外资政策、与我国双边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证实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技术获取动机，尽管与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相比还不占主导地位。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一般也有优劣势各不相同的新建和并购、独资与合资之分。当前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主要发生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上，选取电子信息和汽车行业具有海外研发经历的48家企业的微观数据分别建立线性概率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技术获取型企业的进入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新建经验和独资经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建模式和独资模式具有显著影响，不过估计系数都比较小；另外，企业的技术吸收水平、公司规模、文化距离因素和东道国政策管制的影响均不显著。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宏观上政府应加强对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激励，微观上企业应结合自身条件和东道国因素采用合适的模式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根据理论预测，作为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升级的重要手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应有足够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这项成果利用2003年以来我国各地区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的相关分析和面板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等技术进步渠道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的面板数据回归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基于索罗余值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基于DEA方法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的回归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技术效率变化和纯技术效率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基于BC模型进行的一步回归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我国各地区专利活动总量及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分项活动的申请和授权量进行的面板回归分析同样发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综合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明显，显著促进了我国国内技术进步。有关实证结果也显示，作为一种技术进步渠道，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要注意与其他技术进步渠道的协调，并注重与人力资本培育的结合。

　　代表性行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实践也可以证实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并有助于把握我国政府或企业改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或策略的努力方向。因此，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这项成果选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代表性行业之一--汽车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进行了个案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分为2003-2007年的起步阶段，2008年至今的发展阶段。我国汽车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既表现出基于本国相对技术优势、利用中间品低贸易壁垒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以获取其市场的动机，也表现出基于本国劳动成本优势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获取其先进技术、实现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动机。由于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差异较大，我国汽车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采取新建独资模式。考虑到汽车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及其与其他产业的前后关联，我国汽车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逆向溢出和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其自身、也有利于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升级。然而，针对我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经验教训，还需要企业改进国际经营策略和政府改进支持政策。

　　鉴定专家点评：

　　北京师范大学曲如晓教授：这项成果涉及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并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在理论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将其运用于全球价值链升级分析，抽象概括了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进步的原理并考虑了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的影响；在实证方面，能够充分利用国际机构、官方统计、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渠道搜集数据，克服了数据可行性难题，并对有关现实问题采用多种检验方法进行佐证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这项成果对于理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背景和现实、动机和效果具有推动作用，对于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调整方向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东社会科学院范振洪研究员：这项成果把握时代要求，从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的结合上，深入研究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挑战与对策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项成果系研究者长期潜心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力作，具有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理论观点创新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