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羊》学发展史”（项目批准号为07BZX03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2年4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

　　这项成果将整个《春秋公羊》学发展史分为六个阶段：战国的形成、西汉的兴盛、东汉的成熟、汉后至清的衰落、清代的理论复兴、晚清与近代的嬗变，并且对六个阶段进行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各个不同阶段的理论内容与特色。

　　形成阶段的《春秋公羊》学是儒家《春秋》学的一个学派，是一套为结束战国各国之间的战乱、企求实现中国一统的政治理论，其成果为《公羊传》。《公羊传》绝非公羊氏一家之学，而是整个齐学《春秋》学的成果结晶。此时的《春秋公羊》学其理论较为平实，是以文王之正为内涵的大一统为核心观念的理论体系。其中三世异辞等说成为了后来《春秋公羊》学发展的基本内容，而以文化、道德高低来区分夷夏之辩，则为中国文化提供了正确处理中国与四周各国关系的准则，对中华民族大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这一阶段的《春秋公羊》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对《春秋》书与不书的书法解释充满了灵活性。

　　兴盛阶段的《春秋公羊》学是在经学的国学地位确立后的时代显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主要派别。它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为经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服务。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强调统治者道德修养的积极意义，但也有被利用为君主专制辩护、成为思想专制的武器的弊端，并且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被日益强化。董仲舒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他的《春秋公羊》学以贵元重始的王道为中心，首次提出了孔子改制说、三统说等，为《春秋公羊》学提供了哲学与历史观的依据，尊王的大一统是其理论的重心；他的《春秋公羊》学最有时代意义的是将儒家的革命说变为经学的改制说，适应了历史转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变化；他对《春秋公羊学》的解释，强调《春秋》无通辞，对《春秋公羊传》训解的灵活性精神做了全面的发挥，形成了解释《春秋公羊》学的方法论。此阶段的《春秋公羊》学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也因此而获得了肥沃的成长土壤，其发展达到了最兴旺的阶段。但天人感应理论的引入，使《春秋公羊》学开始有了较多的可怪之论。

　　成熟阶段的《春秋公羊》学，是经历了西汉末年谶纬神学兴起，今文经学的神秘化、繁琐化与东汉古文经学大发展后形成的。这时的《春秋公羊》学，已经变成了经学传授中的一门学问，缺乏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因而也失去了西汉的显赫地位，其代表人物是东汉末年的何休。何休所著的《公羊解诂》对《春秋公羊》学的理论做了系统的总结，其的特点是以例言经，缺失了《春秋公羊》学的灵活性。他以三科九旨统宗《春秋公羊》学理论，对王鲁、五始、七等、六辅、二类等义例做出了详细的论说，并吸收当时哲学界的成果，以元气释元，使元年之元获得了哲学的最高意义，特别是他提出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承认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渐进过程，代表了古代历史观的最高水平。三世说所说的由内及外的大一统，通过道德进步的空间扩张来实现，具有强调道德的决定性意义。这表明何休的《春秋公羊》学最重视道德的意义，与董仲舒特别注重王道的政治关怀是不同的，这是时代变化在《春秋公羊》学的反映。但此时的《春秋公羊》学也受到了谶纬神学的深刻影响：何休以谶解经，附会孔子为汉制，其可怪之论更为突出。

　　衰落阶段从东汉末年到清代中期。这个阶段可分为两个小阶段，一是从三国迄五代十国，此时《公羊》学虽然已经明显衰微，但是，汉代经学的影响还存在，研治《公羊传》的人与著述仍时见于史记，并有《春秋公羊传疏》的成书。这部书忠实于何休的训解，是理解何休《解诂》所必经的津梁。从宋到清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四书学取代五经，《春秋公羊》学进一步衰落，它仅依附《公羊传》的经典地位、作为经学中传授的一门学问而存在。此时的《春秋公羊》学几乎没有理论的发展，更无重大社会反响，尽管一些学者如刘敞、赵汸的著作对《春秋公羊》学有所触及，但已经没有《春秋公羊》学的专门著作问世了。

　　理论复兴阶段，仅仅是在理论上对西汉《春秋公羊》学的回复，是乾嘉汉学走到末路，经学为寻求新的理论出路，而向历史理论资源的寻求，其对西汉《春秋公羊》学有恢复之功，但缺乏《春秋公羊》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的真精神。这个阶段以庄存与为开端，开始在《春秋》三传中重视《公羊》之义，经过庄述祖到刘逢禄，转变为重视三科九旨的经学微言，形成了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的常州学派。刘逢禄作为代表人物，其《春秋公羊》学以回复董仲舒、何休相标榜，以三科九旨统《公羊》，以《公羊》统《春秋》，以《春秋》统六经，将三科九旨视为整个经学的根核所在。刘逢禄开启了以《公羊》遍说群经的风气，并重启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但此时的理论复兴在方法论上，深受乾嘉汉学治学方法的影响，不仅在解释《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上，多文字训诂名物制度之辩，而且在《春秋繁露》的整理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嬗变阶段以晚清的廖平、康有为为代表。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魏源为其过渡的中介，学术界以为龚、魏的《春秋公羊》学或今文经学有批评时政、主张社会改革的意义，其实他们的《春秋公羊》学或今文经学并没有与社会现实结合的证据，到了廖平与康有为，《春秋公羊》学才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与刘逢禄发明三科九旨不同，廖平与康有为都以孔子改制说为《春秋公羊》学的根本，讲求托古改制，具有融合古今中西的时代特点。但二人又有很大的不同，廖平是从迷信孔子与孔经的立场，来发挥《春秋公羊》学的，他对孔子、孔经做出了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神化，试图为古今中西之争找到解决的法宝；康有为则是利用孔子改制说，打着孔子的旗号来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为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造理论根据。廖平孔子改制的实质是纲常名教，而康有为孔子改制的要害则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廖平在理论上的破产，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失败，都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这说明《春秋公羊》学及其经学，可以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提供理论根据，但决不能为近代民主政治开出光明坦途，更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药方；然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对《春秋公羊》学做批判性的扬弃，吸收其有价值的成分，为当代的政治民主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鉴定专家点评：

　　浙江大学董平教授：该成果为目前学术界所仅见的关于春秋公羊学史的研究专著，堪称体大而思精。该成果从《春秋》一书的性质、《公羊传》的形成开始叙述，对中国历史上从董仲舒开创公羊学之后直到康有为为终结的重要的公羊学家都进行了相当细致而又有重点的研究，特别是对董仲舒以及东汉何休的研究，极为系统而且完整，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如对于董仲舒诠释方法的揭示，对人们恰当理解董仲舒的思想，极有启迪作用。对何休《公羊解诂》的系统研究及其对后代春秋学之影响的揭示，同样超越前人。作者对经学的历史及古今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资料相当熟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引证极其宏富，探幽发微，言必有据，又能立足于整个经学史以及当代意识而立论，深见其相当深厚的经学功底与宽阔的学术眼界。至其学风之平典质实，不事游谈，尤为今日学术界所不多见也。

　　西南民族大学杨翰卿教授：该成果是作者在大量精读文献基础上的潜心研究、深刻思考、多有创获之作。其对于我国《春秋公羊》学说史所做的系统深刻阐述及详尽诠解，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价值和文化积累意义。在关于《春秋公羊》学史总体性研究至今鲜见的情况下，该成果作者奉献出此部较有分量的成果，对于《春秋公羊》学史研究的进展，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成果中对于《春秋公羊》学史的研究，作者不囿成说，独立思考，有的问题能够对长期以来的一些流行的观念，提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商榷意见，从而对整个《春秋公羊》学史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揭示了《春秋公羊》学各个发展阶段与重要经学家的理论特质。同时，成果中揭示的《春秋公羊》学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对于当代和谐社会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注意对于《春秋公羊》学思想糟粕和理论杂质的否弃，持论公允，对于我们今天批判继承、弘扬创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