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王燕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史论”（项目批准号为06CZW01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2年2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
　　一、研究目的、选题意义
　　大清王朝日薄西山之际，在文坛巨擘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一向叨陪末座的小说从边缘走向中心，竟一跃而成“文学之最上乘”，从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摇身变成独领风骚的一代“文体宠儿”，清末民初由此成为小说独步的特殊历史时期。
　　与传统小说依靠单行本书籍流通的方式不同，清末民初小说赖以托身的文化载体是文学报刊，尤其是小说期刊。借助出版社便捷有效的销售网络，小说期刊彻底打破了传统小说封闭、狭窄的传播格局，通过期刊这种特殊的大众传播媒介使通俗小说更趋普及，从而把自古的“小”说炒作、改写成时代的“大”说，成全、造就了世纪转折之际“小说”一枝独秀的文体神话。
　　小说期刊在近代小说的发展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关于它的研究理应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小说期刊草创阶段的粗糙、所刊小说艺术表现的平庸，以及长期以来研究格局的失衡和研究方法的单一，以上诸多因素都大大限制了学界对于小说期刊的关注。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十年，以小说期刊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不断涌现，相关专著与日俱增，小说期刊研究大有成为热点问题的趋势，但多数论文和专著都是孤立探讨某一刊物的文学贡献，系统巡礼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嬗变的研究几同绝响。有鉴于此，这项成果试图通过整理清末民初小说期刊的发展脉络，逐步揭示这一被遮蔽的学术思路潜在的研究价值。
　　二、研究方法、主要内容
　　这项成果主要运用三种研究方法：一是数量统计方法。通过调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多家藏书机构的旧刊库，彻底清查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包括以刊载小说为主的文艺期刊）总量。经过艰辛的搜索和走访，誊抄、拍摄、扫描、阅览到小说期刊50余种，又通过查阅民初文人著述得到10多种小说期刊信息，两者相加，总量达70种，为本著的写作搜集到了大量一手资料。二是社会学研究方法。清末民初小说期刊的兴盛，得益于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丁未谕旨》和“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环境的宽松、现代都市的崛起与小说消费市场的形成、印刷技术的提高和书报价格的降低、报馆、书局和小说出版的双向互动、科举的废除与文人的职业转型、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等，诸多因素都需要结合时代语境进行社会学考察。三是传播学理论。这项成果并没有刻意套用某一固定的理论模式，但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aluhan, 1911-1980）的“媒介环境学”确实为这项成果的写作提供了潜在的思路。他的著名观点“媒介即讯息”强调了传播形式自身的重要，这一理论时时提醒研究者在关注信息内容的同时注意传播渠道的特殊性，落实到小说期刊研究上，就是不仅重视各刊发表了哪些作品，还要重视其装帧设计、编辑理念、印刷方式、发行渠道等传播手段。这是这项成果区别于其它近代小说研究专著的重点所在。
　　这项成果的具体内容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历时性研究，即按照时间先后重构清末民初小说期刊的整体风貌；其二是共时性研究，即选择阶段性代表期刊做细致的个案分析。据此，作者将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划分为五个阶段：
　　1．探索期（1872-1901）：《海上奇书》
　　探索期长达30年，却仅有《海上奇书》一种小说期刊，虽然数量有限，但意义重大。《海上奇书》分三个栏目，每部分“绘图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是图文并茂的文学刊物最早的一种”，乃《绣像小说》、《小说画报》等崇尚插图的小说期刊的先驱。“松江颠公”《懒窝随笔》称《海上奇书》：“按其体裁，殆即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它的诞生标志着大规模复制和发行小说期刊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有了技术保障，小说期刊的勃兴指日可待。
　　与此相应，这一阶段发表于报刊的小说虽屈指可数，却都具有开创性。1873年1月，《瀛寰琐记》连载的《昕夕闲谈》，译自英国作家利顿的《夜与晨》，被称为中国第一本报刊连载“翻译小说”。1888年5月，《字林沪报》连载的文言小说《野叟曝言》，是中文报纸连载本土小说的发端。鉴于《野叟曝言》早有单行本行世，这与近代小说先刊诸报端、后结集出版的顺序恰恰相反，所以，名正言顺的中国最早的报刊连载“创作小说”当属《海上奇书》发表的《海上花列传》。鲁迅称《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胡适则赞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该作虽是“狭邪小说”中的上乘佳作，但和此后《新小说》、《绣像小说》刊载的作品相比，反映社会面狭窄，题材缺乏创新性。有趣的是，《海上奇书》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发刊手段，每期出版前都在《申报》发布预售广告，出版手段的先进与题材的保守体现出探索期小说期刊的幼稚，恰如拖着长辫子的晚清文士打扮得西装革履，表面上焕然一新，骨子里还是八股制艺的理路。
　　作为小说期刊的发端之作，《海上奇书》的草创决定了刊物寿命短暂、难以维系。《海上奇书》栏目的单调、拳头力作的方言局限、编者韩邦庆的生性疏懒，致使该刊之出版“屡屡衍期”、“销路平平”，再加上“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所以前后维持不足一年即宣告停刊。
　　2．勃兴期（1902-1905）：《新小说》、《绣像小说》
　　1902年11月，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出版，它的诞生宣告了“小说界革命”的到来。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新小说》出版了，引起了知识界的兴味，哄动一时”，“似乎登高一呼，群山响应”。作为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期刊，它的创刊“象征着文艺杂志时代的到来”。以后几年，小说期刊逐年递增，1903、1904年各1种，1905年2种，1906年4种，1907年5种。直到民初以后，小说期刊的创办依旧方兴未艾。
　　《绣像小说》继《新小说》之后问世，是“小说界革命”影响下诞生的第一份小说期刊，但是，在装帧设计、版式布局上，《绣像小说》没有沿袭《新小说》的现代性，却持守着某种古典的韵味。如，《新小说》双面印刷，单页平装；《绣像小说》单面印刷，传统线装。《新小说》采用洋纸，厚实精白，纸质坚挺；《绣像小说》采用土纸，纸质柔软，薄如蝉翼。《新小说》的插图是摄像图片，文学大师、域外风光云集而至；《绣像小说》的插图则是手绘“绣像”。《新小说》大量刊登赢利性商业广告，销售点遍布上海、北京等国内重大城市，旁及东京、长畸等海外名都。《绣像小说》除了小说文本外，几乎没有任何广告。总体看来，《新小说》像朝气蓬勃的留学生，洋溢着异域文化的激情；而《绣像小说》则像身着长袍的士子，保持着本土文化的典重。
　　虽然外观差异很大，《新小说》和《绣像小说》刊载的作品，其基调之严肃、明朗却很是接近。两刊风格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密切结合、相得益彰。在风雨摇曳、动荡不安的社会，要救亡图存，努力的方向不外两个：一是面向异域的先进文化，师夷长技；一是面对自我，深刻反思。启蒙救亡和针砭时弊就这样相辅相成，贯穿于整部晚清小说史。站在“小说界革命”风口浪尖上的《新小说》和《绣像小说》，分别持守着这两个维度，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从事着小说创作。无论是《新小说》倡导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还是《绣像小说》崇尚的“社会小说”、“教育小说”，这些应时而生的文体类型都充溢着编者对政局与民生的热切关注。晚清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均连载于这一阶段。勃兴期既是晚清小说期刊的第一个高潮，也是晚清小说创造最辉煌的历史阶段。
　　3．调整期（1906-1908）：《月月小说》、《小说林》
　　小说期刊发展到1906年，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已发生了诸多新变：一方面，改良派人士发动的锐气十足、所向披靡的“小说界革命”已经过去，小说家的政治热情渐渐消歇，理想与现实的巨大断裂，使小说家和出版商陷入沉思，他们不得不在政治之外，为小说寻找新的支撑点。另一方面，到1906年，小说期刊已大量产生，为了防止被市场淘汰，小说期刊开始遵循大众阅读口味，刊载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在“小说界革命”的政治鼓动和市场运作的双重指导下，小说期刊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和调整。
　　这一阶段小说期刊数量上继续繁荣，3年间新增11种，代表性期刊是《月月小说》和《小说林》。比较一下《月月小说》第9期刊载的《月月小说报改良之特色》，和《新民丛报》第12期刊载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办刊宗旨、栏目设置，还是版式设计、装帧艺术，《月月小说》几乎完全复制了《新小说》的办刊理念，《小说林》的基本格局与《新小说》也大致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月月小说》和《小说林》是异域装桢文化移植中国大陆的不走样的摹本。
　　与《新小说》、《绣像小说》相比，《月月小说》、《小说林》更具现代气息，两刊均刊载了大量征文、启事，办刊策略更为灵活，版面也更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月月小说》目录的设置上，它不仅全部接纳了《新小说》开列的十多种小说类型，还自主创立了二十多种新的文体概念，仅小说一门就出现了36个子目。小说门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虽带有较强的实验性，但冲破了栏目设置的任何程式，这是小说期刊编辑体例的一大进步。
　　在小说刊载方面，调整期相比于勃兴期也毫不逊色。据这项成果作者统计，勃兴期共刊载创作小说274种，翻译小说278种，总计552种；调整期共刊载创作小说599种，翻译小说501种，总计1100种，数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一倍多。这是晚清小说生产力空前旺盛的三年。总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阶段刊物多，容量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诸刊物格外青睐于“短篇小说”，这样就使版面容量一定的情况下刊载的小说数量相对增加。比如，《月月小说》、《小说林》创刊号均开设了“短篇小说”栏目，此外，《月月小说》还曾一度开辟过“译本短篇小说”，这两个专栏前后刊载“短篇小说”73种，占《月月小说》小说总量（113种）的65%。这一时期倍受欢迎的另一类小说为“翻译小说”。《小说林》连载的13种长篇小说中9种为翻译小说。在翻译小说中，又以侦探小说为主，如《月月小说》发表的长篇侦探小说占该刊小说总量的五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本阶段虽然作品总量明显增多，精品、名作却相对匮乏，使得调整期小说热闹有余而成就不足。
　　4．转折期（1909-1912）：《小说时报》、《小说月报》
　　清末民初易代之际，小说期刊步入低谷，新创办的小说期刊虽有6种，然仅《小说时报》和《小说月报》堪称佳作。《小说时报》第2期所刊“小说杂志界之冷淡”云：“小说杂志，最先发起者为横滨《新小说》，其后有上海之《绣像小说》、《新新小说》、《小说林》月报、《月月小说》等，至于今日，均烟消火灭，以次停刊，今闻汉口有人办一《扬子江小说月报》，亦未多见。”如上所云，辛亥前后，“晚清四大小说期刊”均已退出文坛，民初小说期刊创办高潮尚未来临，小说期刊界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此时，资力雄厚的“时报馆”与“商务印书馆”瞄准时机，分别推出了《小说时报》和《小说月报》。
　　清末民初小说期刊中，以转折期小说期刊最为赏心悦目，突出体现在两刊的封面和插图上。追求美感是转折期小说期刊的一大特点，就封面设计而言，此前的设计主要有两种：其一直书刊名，不假藻饰；其二图饰点缀，略加衬托。转折期小说期刊改变了上述两种设计的简洁、典雅。由于两刊均采用了彩色套印技术，所以封面色调艳丽。无论是《小说时报》封面的“仕女图”，还是《小说月报》封面的“风景画”、“名人照”，均能调动起读者多层次的视觉美感。追逐时尚是转折期小说期刊的又一大特点，就两刊开卷插图而言，《小说时报》以刊载“名妓名伶”照著称于世，《小说月报》则代之以“风景古迹”和“名人字画”，两者均不约而同地选择无师自通的图片阅读来吸引读者，无形中加剧了刊物的消闲、娱乐色彩，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封面”与“插图”首先宣布了民初小说期刊的功能转型--由觉世、醒民大踏步迈入消闲、娱乐。
　　整体看来，转折期小说期刊刊载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世俗人生和社会伦理的小说，由于“小说界革命”赋予的文体使命感绵延至民初，这时的小说期刊依然习惯地秉持着一种严肃的世俗关怀。如《小说时报》创刊号所载“冷血”的《催醒术》，被范伯群教授称之为“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作品描述的“独醒者”的悲哀和苦痛，正是鲁迅《狂人日记》蕴含的深意。《小说时报》没有“发刊辞”，这篇小说作为创刊号所载第一文，实际隐含着编者欲藉该刊以“催醒”世人的主观意图。《小说时报》作品改良民智的追求其实是很明朗的，但刊物封面的“仕女图”和卷首的“名妓名伶”照却夸大了该刊的媚俗色彩，装帧设计与实际内容的错位，使转折期小说期刊呈现出了某种表里不一、无所适从的复杂面貌。
　　5．低靡期（1913－1919）：《礼拜六》
　　随着民国的建立，急剧变化的时局渐趋缓和，小说期刊借助这种表面的承平畸形发展，开启了1902年以来又一创刊高峰。从1913年至1919年，小说期刊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表面的繁华与内里的纤弱形成对立，形式的靡缛与内容的低俗交相辉映，故不妨称这一阶段为小说期刊的“低靡期”。
　　相比于辛亥革命前后两年的落寞萧条，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可谓热闹非凡。第一，除了《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继续活跃于文坛，据不完全统计，6年间新增的文学刊物多达47种，仅1914年就创刊了25种，超过了晚清小说期刊的总量，其中就有风靡一时的《礼拜六》。第二，在这些文学刊物中，有《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等以“小说”命名且专载小说的刊物；有《七襄》、《眉语》等不以“小说”命名却专载小说的刊物；有虽不专载小说，却开辟小说专栏的刊物，如《自由杂志》的“小说丛编”，《民权素》的“说海”等栏目均是各刊的重头戏。第三，本时期小说刊物无不重视装帧设计，这是走向市场的小说期刊时刻不能丢弃的生存法则。各刊封面、插图大量采用女性形象，手绘仕女图与摄影美人照斗妍争奇，进一步渲染了小说期刊的繁华景象。
　　然而，表面的繁华难掩内里的纤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初十年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这派致命的弱点是远离现实、无病呻吟，风格单调、无非写情。“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与小说期刊的繁荣同步出现。鲁迅先生曾云：“《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 “鸳鸯蝴蝶派”又称“礼拜六派”，细察《礼拜六》创刊号，有所谓“侠情小说《朝霞小传》”、“哀情小说《棠影录》”等，由此可见，“写情小说”铺天盖地、名目繁多，但终不脱一“情”字，内容之单薄可想而知。
　　在“晚清”与“五四”的夹缝中，“鸳鸯蝴蝶派”虽以谦卑的世俗关怀深得民意，却备受“新文学家”的鄙夷和鞭挞，面对种种指责与非难，被奉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期刊编者的周瘦鹃、王钝根等选择了隐忍退让，后世学界则选择了集体沉默。尽管如此，“低靡期”小说期刊的贡献不能就此抹煞。第一，小说期刊的剧增为小说的刊载扩充了领地，成为“新文学家”试笔的理想场所。如《小说月报》第4卷第1期所刊之《怀旧》，即鲁迅的处女作。第二，民初小说期刊多将“小说”栏目分设为“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两类，无形中助长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为现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经验。第三，民初小说期刊大都鼓励自创小说，从而扭转了晚清“译作”多于“创作”的局面。据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1915年产生了1549种“创作小说”，是清末民初“创作小说”发表最多的一年，比1840年至1911年的总量还要多出75种。第四，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虽然没有站在时代前沿为“白话文学”奔走呼号，但他们事实上也为现代白话文学的推广做出了贡献。如包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短引》云：“鄙人从事于小说界十余寒暑矣，惟检点旧稿翻译多而撰述少，文言多而俗话鲜，颇以为病也。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故此，该刊规定，“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
　　概而论之，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大致经历了上述五个发展阶段，随着时代语境、刊物旨趣的不同，小说文体亦做相应调整，小说期刊与小说文体的代谢始终保持一致，就此而言，脱离期刊妄论小说，是难以切中肯綮、还原本相的。
　　三、学术价值、社会影响
　　作为清末民初小说传播的主要载体，小说期刊参与了作家创作、读者阅读以及作品流通的全过程。它完整保留了中国第一批职业作家人生选择的进退维谷，也以“原生态”方式记录了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举步维艰，其中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中国小说文体的变革，由文言而白话，由演义、章回体而长篇、短篇；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与方式，由“著书以自娱”到“著述都为稻粱谋”，由“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认真到“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的草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说期刊毫发无爽地展示了清末民初小说演变的一切细枝末节，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变革中最原始的“那一个”历史见证者。因此，作者认为，只有站在它的面前，一切关于近代小说的研究，才找到了讨论问题的有效出发点。
　　这项成果分阶段研究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发展状况，五个阶段的划分基本科学、属实，能够准确反映出近代小说期刊的发展变化和大致风貌，各阶段所选代表性期刊亦具有典型性。这项成果的写作为探讨中国古典小说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种真实“场域”，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将会产生许多细节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