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师范大学扎布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印度婆罗门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项目批准号为08BZW08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2012年2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成员：桑本太、仁青多杰、多旦。

　　中国和印度，自古以来一直是睦邻。这两个具有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在精神与物质文化的许多领域中进行过广泛的交流。

　　印度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在古代一直对周边国家和民族产生着重要影响。从历史上讲，印度与我国藏区的交流尤为密切，至少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古代印度，为人类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印度文化是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之一，而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印度古代文化的最高形式是婆罗门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婆罗门教（后来发展成为印度教）及婆罗门文化是印度文化的正统，而佛教及佛教文化为非正统文化。公元七世纪，吐蕃正式引进印度文化时，选择的是佛教文化。由于在佛教看来，婆罗门教为外道、异教，因而历代吐蕃赞普严格禁止婆罗门文化输入吐蕃。然而事与愿违，婆罗门文化凭借着自身巨大的魅力，慢慢通过各种途径渗入进了吐蕃。

　　藏族文化也曾受到印度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印度佛教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外，印度婆罗门文化对藏族文化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藏文《大藏经》中就有许多关于婆罗门文化的重要经典和文献。然而，藏族前贤们的研究著作，却均未涉及印度婆罗门文化的专门研究以及婆罗门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藏族对婆罗门文化的借鉴和吸收等；国内外藏学界有关印藏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也仅限于佛教文化方面，因而至今人们仍无法全面了解中印文化交流的全貌。

　　基于以上事实，这项成果把印度文化与藏族文学这一主题置于印度与藏族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以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为切入点，以婆罗门文化对藏族文学的影响为主线，较为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了古代印藏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项成果除结语和后记外，共设九章。第一章为导论，从印度的自然、人与文化，印度文化的世界影响以及印藏古代文化关系三方面，探讨印度古代文化的纵横发展，印度文化的渊源和特性，古代印藏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方法、成果和经验。

　　第二至九章为论文主体部分。其中第二至八章，分别选取吠陀经典与藏族古典文化、婆罗门神话与藏族古典文学、婆罗门史诗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婆罗门诗人迦梨陀娑与藏族古典文学，婆罗门故事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婆罗门政治伦理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婆罗门性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七个重要论题进行系统研究。印度婆罗门文化丰富多彩，独具特色，自成体系。婆罗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对藏族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一方面来自佛教文化中的婆罗门文化因子，另一方面，藏族古代文献中也有大量译自印度的婆罗门文化经典。这项成果研究发现：藏族著名神话《斯巴之卵》和《猕猴与罗刹女》，就与印度《梨俱吠陀》和《罗摩衍那》有着渊源关系；被称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的考底利耶的政治学名著《实利论》的缩写本译文在藏文文献中至今保存完好，藏文文献中还有古印度瑟桑夏阿遮利耶的性学名著《欲经》，这些著作对藏族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藏族《尸语故事》并非学界认为的那样出自龙树菩萨手笔，而是藏族民间艺人和藏族文人根据婆罗门故事框架创作而成的，等等。这些惊奇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和探讨印度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的关系具有全新的启发：印度婆罗门文化也是藏族古典文学乃至藏族古代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项成果第九章重点讨论了印度古代著名诗人马鸣与藏族古典文学的关系。马鸣是古代印度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是处于古印度蚁垤仙人与迦梨陀娑之间的一座文学高峰。马鸣虽然后半生皈依佛门，成为闻名遐迩的佛学家，但在他的前半生，他又是举世无双的婆罗门教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译成藏文的佛教理论和佛教文学作品中，仍然能看到许多婆罗门教文化的蛛丝马迹。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一直是藏族古典文学的范本。藏族颂赞文学、大诗、本生文学和传记文学几乎可以说是在马鸣作品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项成果通过考察马鸣作品在藏地的传播与影响，从佛教文化这一侧面开掘了婆罗门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关系研究的路径。

　　通过研究，这项成果认为：藏族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从来不是在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完成的。印度与藏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没有异质文化融合，藏族文化便没有如此的博大精深。藏族文化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吸取外来文化，早已不是原始苯教文化时期所确立的那些基点了，古印度佛教文化与婆罗门文化赋予了它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不了解印度与藏族文化交流的历程，就难以把握藏族文化的流变，就无法梳理藏族文化的头绪。会通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藏族文化中，既有来自印度与汉地的佛教文化成分，同时也有印度婆罗门文化的重要因素。

　　印度婆罗门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的关系研究，既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又是一个艰深的学术探索。这项成果研究涉及宗教、哲学、艺术、文化、文学、文献、民俗等诸多学科领域，其作者以文化的视野，比较的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综合性研究与探索，并且始终贯彻辨证唯物史观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这项成果的创新之处在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婆罗门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的关系，这是前人几乎没有涉足的领域。因而，这项成果开拓了藏学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新的领域，并为印度文化与我国其它民族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项成果具有较好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首先，在学术上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较高的学术基点。它由关注印度婆罗门文化与藏族古典文学的关系带动印度与藏族古代文化关系的系统研究，使印度与藏族古代文化关系研究走出了低谷。其次，针对当今藏学界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藏族文化时，过分强调佛教文化，忽略甚至刻意回避婆罗门文化对藏族文化影响的现状，唤起学者逐渐对印度婆罗门文化与藏族文化关系的重视，使更多的学者认识到婆罗门文化对藏族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再者，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有所助益，对改变目前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中忽视印藏文化交流的现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文化既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也对汉族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印度文化的个别文化现象或类型通过藏区传入内地，使汉族通过藏族间接接受了印度文化。元代以来，这种影响尤为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研究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均未对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印藏文化交流部分加以系统研究，这项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