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李卓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项目批准号为05BSS00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2年1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很长时间以来，“儒教国家”是评价日本的主流话语，这一概念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在探讨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诸国经济成功原因的过程中，对儒家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这项成果认为，如果把战后日本经济繁荣与儒家伦理联系起来的话，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衰退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儒教国家说”、“儒家资本主义说”是个伪命题。在“儒教国家说”、“儒家资本主义”热渐趋冷却之后，我们应该冷静探讨的是日本究竟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和多大的范围内吸取了儒家思想，甚至可以追问一下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撑究竟是不是儒家思想。

　　受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启发，这项成果尝试从社会史研究的视野考察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化。所谓社会史研究，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通过对社会史的考察，可以更清晰地了解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社会现状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过程。

　　这项成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同时吸收法律、伦理学等方面的理论，尽量采取宏观分析与实证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日本社会结构的演变，身份、等级制度的变化，家制度与家伦理对日本社会结构、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影响，妇女与人口问题，近代日本社会问题等一系列学界迄今很少涉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研究特色与主要建树

　　这项成果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受文化受入国风土、传统的影响，它将会产生一定的变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受到排斥。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到底何时才开始对日本人真正产生影响，需要我们认真考察日本文化的风土--作为文化承载者的人群状况，诸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等社会构成，研究日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状况，尤其是他们在固有社会秩序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受容状况。这项成果的出发点正是通过对日本社会史的考察，来回答所谓“儒教国家”日本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这项成果的主要特色是：

　　第一，阐明了日本历史的真实。以往由于缺乏对日本社会史的研究，因此日本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迄今仍是我国日本研究中的盲点，这也致使我国国人常常用中国文化思维来看待日本。这项成果力图通过对社会组织、社会集团、社会控制、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阐述，了解日本历史的真实情景和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其中重点对日本的身份制度、等级制度、家族制度等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突出影响且独具日本特色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第二，基于对日本历史上区别于中国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伦理观念的分析阐述，来解开这样一个谜团：为什么同属东亚儒家文化传统的中日两国，在近代历史中遭遇西方力量的压力和挑战时，能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以致最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第三，研究对象虽然是社会史，但作者一直抱有一种现实的考量。由于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认为“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之间不应该存在文化壁垒，彼此之间应该很容易沟通、理解，但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越是认为中日文化相似，在现实中反而越容易四处碰壁，甚至产生困惑和不解。这项成果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日本社会进行考察，有利于人们对直接影响当今日本人行为方式与心理特征的诸如权威政治、身份等级制度、家制度与家观念等问题加深了解。

　　三、主要内容

　　这项成果的时间范围基本上从大和时代到近代的终结，个别问题涉及到战后至今。全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大和时代：日本社会的原点”介绍大和时代日本社会的本来面貌；第二章“律令时代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与结局”与第三章“律令时代日本固有社会秩序的延续”，以律令时代为中心，阐述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的影响及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同时揭示日本传统社会固有秩序的存在；第四章至第六章是该书的重点，关于武家社会、幕府时代社会结构，日本社会代表性特征的军事贵族统治、身份制度、家制度都在这一部分。第七章至第十一章是近代社会史的内容，既涉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阐述了近代身份制度的重组、家制度与家伦理在近代的延续。最后结语与思考是对全书的总结。

　　四、主要观点

　　1．日本只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

　　这项成果认为，当我们在考察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时，不能忽视历史，得出超越时空的判断。日本社会的发展一直处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改造本国文化，促进自身的发展，是它开放的一面。同时，深入骨髓的岛国意识又造成日本人强烈的保守性与排它性。历史上日本人无论怎样吸收外来文化，都不曾动摇日本文化的根基。与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却不能说日本是佛教国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却不能说日本是基督教国家一样，日本虽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却不能说它是儒教国家。它是既不属于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不属于儒家文化的独特的文化体系。

　　2．认识中日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更重要

　　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历史发展进程上“分道扬镳”表现在近代，但是两国在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早就表现出来了。这项成果将历史上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积极吸收模仿型，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表层文化方面；第二种是先模仿实施，但在实践中发现并不符合本国国情，便中途放弃，这一类型主要表现在制度层面；第三种类型因不符合日本国情，从一开始就不予接受，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国体”方面；第四种类型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性吸收，以适应本国的国情及统治的需要，主要体现在思想、伦理道德方面。只有客观地看待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才能去掉表象看本质，了解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差异。

　　3．应正视古代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的落败

　　大化改新后在隋唐制度的影响下日本进入古代国家繁荣发展时期，但是外来的制度未必适合日本社会的风土。这项成果力图通过对班田、户籍、科举、官位、历法等作为中央集权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在日本全线落败的分析，说明这些引进的制度在日本社会一开始就“水土不服”，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入欧”始于明治以后，而“脱亚”--“脱华”实际上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肯定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必要的，而承认以中央集权制为代表的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的落败也是必要的。唯如此，我们才能客观看待别人，正确认识自己。

　　4．有必要对贵族传统与身份、等级制度再认识

　　考察日本社会史，可以发现日本与中国明显的不同是从未建立起中国那样的平民社会。日本自古就有贵族传统，由于贵族势力强大，科举制度在日本仅是昙花一现，科举之废表明皇权与文官官僚制度联合治理的政治结构在日本无法立足，而离开科举制度来谈中国与日本古代社会的相同或者相似，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贵族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进入幕府时代便逐渐衰落，但掌权的武士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剥夺，这种“贵族现象”实在是值得探讨的日本社会特征。贵族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在中世武家统治的文化黑暗年代，传承了传统文化。

　　其实，日本不仅有贵族制度，而且有着身份制度及等级制度，并且这两种制度在日本达到了顶峰。但是我们在批判身份制度不平等的同时，还应当客观地看待其另一面，即权利与财富并没有被某一身份的人所垄断。在日本，至富不等于至尊，至尊不等于至强，至强不等于至富，也因此，日本社会形成了其自身的独有特色--权利与财富并不具有一致性。事实上，身份制度客观上对社会发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每个身份都没有向其他身份转化的预期，因此每个阶层的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在属于在自己的领域求得生存与自我改善，这在客观上也就造成了江户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豪农与豪商脱颖而出。伴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价值观即用于自律的“武士道”、“町人道”等道德观念也便随之产生了，“各安其分”的思想也就有了存在的基础。

　　5．要了解日本的家制度与家社会

　　这项成果用较大篇幅阐述了家制度的特色与功能。家族伦理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中日两国虽同是以家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国家，但通过社会史的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中日两国的家在家的结构与家的功能、家的伦理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体系与道德准则也相去甚远。另外，家督继承制、隐居制、模拟血缘关系等又都是与儒家伦理背道而驰的。日本的家与家伦理有着不平等、亲情淡漠等缺陷，但是在客观效果上看，又存在着有利于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日本近代企业的发展，大量长寿企业的存在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不平等的家制度并未进行改革，反而通过法律给予了肯定。因此，借助法律的强制，封建时代仅仅盛行于武家社会的家制度与家伦理成为了全体国民的家族生活准则。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传统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日本的较为特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而从政治、道德、法律的角度而言，家族制度带给日本人的只有不平等，而且，家庭内的不平等还迫使人们去接受整个社会的不平等。在近代社会中，家制度成为天皇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柱，严重束缚了日本人的思想和行动，导致日本政治进入误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几乎将近代经济发展的成果彻底葬送。故可以说家制度对日本来讲，是“功罪参半”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