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余潇枫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08BGJ010），最终成果为专著《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理论、范式与思路》。2011年12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成员：李佳、崔顺姬、徐黎丽、李开盛、廖丹子、周章贵、苑永彬、甘钧先、王江丽、陈立影。

　　安全能力属重要的国家能力，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人的安全所带来的诸多挑战，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应作为与传统安全能力建设同等重要的议题得以重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多次强调要重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安全现实。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是时代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我国外交提升的新议题，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难题，是社会治理的新课题。该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如下：

　　1．对当今世界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进行了梳理,对各非传统安全理论自身的共同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冷战以后作为国际安全研究“扩展-深化”路径的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主要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人的安全研究、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它们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共同点为：第一，反对将国家视为唯一或主要多安全指涉对象。第二，反对以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主要的安全价值，偏向于强调诸如经济、生态、社会等更广泛领域的安全价值。第三，采用宽泛的研究议程。由于可能的安全价值拓展了，对于威胁来源的分析也必须拓展，这就使得非传统安全研究者倾向于采用比较宽泛而非狭窄的研究议程。第四，往往超越国内、国际领域界限，关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联动性。第五，在维护安全的方式上普遍主张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但是，非传统安全理论远非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理论群体，它们关注的安全指涉对象与价值各有不同，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亦有差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成为了一个极具开放性的理论群体，容纳了一大批对传统安全研究不满的理论与观点。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兴起意味着安全思想的革命。

　　2．对能力建设的研究进路进行了提炼。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这一术语起初是指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为其成员国提供援助的一种形式，以提供能力建设作为它们与成员国之间的技术合作的一部分，通常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某种特定技能培养或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某种能力。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将“能力建设”定义为：创设适当的政策、法律框架和制度发展的有利环境，包括社区参与（特别是女性的参与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制度的加强。该成果认为，能力建设就是一个组织以及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充分发挥自身的内在潜力与外部条件以达成既定目标所做的努力。能力建设是一个复合概念，它贯穿于能力开发、能力发挥、能力实现的过程，重在创设适当的政策、法律框架和制度发展的有利环境，强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制度建设，包括个人和各类组织机构学习构建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的相关知识，发展个人和组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使得组织能够设置目标、达成结果、解决问题并创造自适程序（自我调整和自我改进）以获得持久生存。能力建设这一复合概念本质上代表了四大精髓：一是人本理念（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以及人与环境、机构的互动），二是治理理论（强调多方合作和参与），三是可持续性（根据绩效目标和发展态势不断实现调整和改进），四是可操作性（融合了管理学、组织理论、经济学的诸多精华）。

　　3．对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理论视角进行了创造性阐述。该成果对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可供讨论的不同理论视角进行了归纳整理，认为总体上可以分为层次论、领域论、能力论、价值论四个体系。层次论是基于指涉对象的讨论，即讨论“谁的安全”问题，进而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来保障“谁的安全”问题。领域论是基于安全领域的讨论，即讨论“哪些安全”问题，进而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来解决“这些安全”问题。能力论是基于能力类型的讨论，即讨论“什么能力”的问题，进而讨论该采取何种措施来补足并实现这些能力。价值论是基于优先价值的讨论，即讨论“什么是安全应该保障的核心价值”，进而讨论如何以此核心价值为基点设计安全维护的路径以保障此核心价值。该成果指出：“优先价值”最终要讨论的即是“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何者为先的问题。而在讨论这一价值优先性时需要纳入伦理的维度--安全不仅仅是利益，也是伦理--因为它切切实实关系到每个人和某种社会关系的生死存亡。而安全的伦理维度往往会因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安全层次、不同的安全领域有所不同。因此，抽象出安全在普遍意义上的伦理取向是必要的，只有界定了“优先价值”再去考虑按“层次”、“领域”、“能力类型”等设计路径，才不至于犯“价值判断”上的错误。所以该成果认为，“价值论”跳出了“层次论”、“领域论”、“能力论”的交叠重合的泥淖而独辟蹊径，这一“价值基点”更接近于安全的“终点”，采用“价值论”即是站在原点上思考问题。

　　4．论证了“安全治理”作为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新范式的理论内涵。安全从“传统”转向“非传统”，安全维护也将从“管制”转向“治理”。如果说管制更多的是体现一种刚性的制度设计，那么治理则更多的是体现一种柔性的、灵活的能力建构。它包括调动和安排不同行为体的能力、整合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平衡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的能力以及达到特定政策结果的能力。可以说，安全治理是新的安全理念、安全体制、安全主体、安全运行与安全维护的能力总和及其实现。安全能力建设可以体现在安全治理的理念与结构、统合与实施、考核与评估诸方面。安全治理实现的可能性可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突现了安全治理资源全面整合的可能性。第二，安全治理结构的综合性突现了安全治理制度化合作的可能性。第三，安全维护的柔软性突现了安全治理价值认知共享与安全维护持续的可能性。第四，安全评估的可操作性突现了安全监督与反馈形成闭环系统的可能性。安全治理能力提升的国际实践中较有特色的是安全治理的欧洲模式和安全治理的拉丁美洲尝试。

　　5．提出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人的安全”视角。“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是互为强化、相辅相成的。没有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不可能实现，反之亦然”。在人的安全与国家能力建设方面，该成果提出两点，一是从国家目标来看：安全应属国家建设的目标之一，因而，安全能力应纳入国家能力的组成部分，非传统安全能力应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加以重视。二是从国家能力实现的条件来看：人的能力有助于实现人的安全，人的能力应视为国家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6．提出了“和合主义”作为中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价值理念。国家安全的根本是认同安全，认同的缺乏往往是造成安全威胁的开始。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论为安全方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强调系统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利保护和发展自己，都应该以不损害另一方为前提而行动，或者说任何行动都应确保共同可持续发展即共同处在“优化”状态中协作发展。从“和合”论的视角观之，安全的实质就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优态”是安全指向的对象，表征的是行为体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况；“共存”是安全获得的条件，表征的是行为体追求安全历史性条件，在全球体系中不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共存”。在“全球认同危机”时代，中国倡导以“和合主义”为价值核心的“新安全观”，必将对国际社会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国际强权政治有重要的示范效应。

　　7．提出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总体思路与维度。中国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即国家安全层次和人的安全层次；对应这两大层次，最主要的两个领域是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结合这两大层次两大领域，该成果提出我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总体思路。一是在国家安全层次，我国要针对主要的威胁，如几种势力、大规模武器扩散和经济安全，建立国家性的安全应急机制（而不仅仅是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二是针对环境危机这一过程性危机，加强对环境危机的预防和监测是必须的。三是对安全的排查和关注，聚焦于以“人”为中心的视野，充分考虑从环境、食品、暴力犯罪、常规传染病、征地拆迁和土地流转带来的住所问题、大规模自然灾害、失业问题、大规模突发新型传染病等关涉人的发展和人的安全的方方面面。四是针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断裂”（社会成员的“角色性断裂”、社会意识的“精神性断裂”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性断裂”）引发的社会不安全，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阀”，并致力于建设民众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机会、解决土地流转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土地所有权的认定问题。就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行为主体而言，主要包括国家、各类社会组织、个人、国际社会。就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实现条件而言，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安全价值认定上，要更加重视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二）安全战略设定上，制定以“人的安全”为根基的可持续安全战略，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纳入国家能力建设的组成部分，将非传统安全应对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三）安全体制创设上，要构建“政府主导、军地联合”的一体化非传统安全应对体系，推进国防动员机制与政府应急机制的衔接。（四）安全政策制定上，要强化社会安全领域的政策制定，实现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并重。（五）安全行为体“开发”上，要强化各行为体的能力建设。一是要把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纳入国家能力，着手开发并不断强化国家在安全领域的能力建设。二是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广泛的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项目。三是加强区域合作与国际合作。（六）安全话语建构上，通过“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话语体系的创建，增加国际社会的共同语言，引导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七）安全研究支撑上，要进一步实现发展研究与安全研究的结合，将“安全”作为一个普遍维度“植入”各个学科的研究。

　　8．对我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进行了历史回顾。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1978-1991年是中国从传统安全拓展至非传统安全的过渡期，也是初步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时代观、安全观及相应安全战略的历史性转型，在与贫困问题相关的社会安全维护、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相关的政治安全维护方面做出了努力。1992-2000年是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现时期，也是多面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在与外交转型相关的国际安全维护、与金融危机相关的经济安全维护、与认同危机相关的周边安全维护方面做出了成绩。2001-2011年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加深、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世界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时期，也是中国全面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和学界全面重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与应对，在与反恐怖行动相关的国际合作反恐、与反分裂主义相关的国家安全维护、与流行疾病问题相关的人的安全维护、与能源资源问题相关的能源安全维护、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生态安全维护等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努力。该成果指出，新世纪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主要排序为：“三股势力”问题、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反恐、流行疾病与人的安全的维护、能源问题与能源安全的维护、环境问题与生态安全的维护、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包括以南海为重要争议区的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

　　9．提出了中国边疆治理中的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思路。我国边疆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境况，使得边疆安全问题日趋严峻，对安边、固边、治边、富边形成了挑战。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与民族问题相关联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并表现出诸多特点：首先，民族成份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决定了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其次，多种宗教信仰并存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异质性。第三，跨国民族的国-族关系和接壤或不接壤国家之间的国家关系互相重叠，使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跨境复杂性。第四，边疆民族地区安全现状呈现出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相互交织性。第五，传统与现代思维方式相冲突而产生的代际转换性是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边疆安全治理的总体对策是：首先，深化落实“新安全观”，建构边疆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的“和合主义”理论范式与战略思维。其次，深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体制模式。再次，深化落实“和谐社会观”，构建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的常态危机与非常态危机应对机制。

　　10．创新性地研究了我国社区民众防护能力建设。民众防护体现的是非传统安全维护，特别是人的安全维护的具体化与现实化。该成果认为，综合化的民众防护是民防工作的必然趋势，民防防御目标将越来越与应急救险管理目标相结合。该成果首次从理论上较全面地阐明了民防及社区民防的内涵，认为国家层面民防界定中的“灾险防控”与“安全保护”更为强调“公救”，而社区民防中的“灾险防控”与“安全保护”则更为突出“自救”与“互救”。同时，该成果还提出了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的“人本民防”体系架构，阐述了社区民防以“社区行动”为纲领的参与城市应急救援的重大意义，并且对社区民防的工作定位与职能、社区民防的工作机制、社区民防工作体系在操作性层面进行了全面的设计。

　　11．提出了政府公共安全能力建设的指标体系。公共安全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使人们免于生存性和发展性威胁的自由。公共安全聚焦于突发事件、社会治安、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领域的安全问题，与人们生命、健康、重要公私财产及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该成果提出，宏观综合指标（指数）用以从宏观上综合反映一个地区公共安全的程度或水平，即安全综合加权指数、Y-纵向比较指数、X-横向比较指数、公共安全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和公共安全人均支出。同时该成果设定了31个社会治安、消防安全、交通安全、自然灾害及生产安全等5大领域的微观指标，用以具体反映5大领域公共安全的程度和水平。作为专题研究，该成果对政府安全能力建设作了实证分析，阐述了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公共安全能力建设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同时以广东省和贵州省作为个案，对政府的公共安全能力建设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安全能力建设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四大方面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