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李三虎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科技自主创新的中国特色及其文化自觉”（项目批准号：08BKS057），最终成果为专著《自主创新话语：从意识形态到创新文化》。2011年10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主要成员：黄凯旋、何蔚荣、刘杰、李秀风。

　　这项成果将自主创新看成一种大规模话语构造，它的构造目标是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意识形态、新的企业组织实践和新的社会文化认同。这种话语构造预设了“创新命令”，其修辞核心是面对全球化挑战以“忧患意识”推动的国家、企业和社会的生存-竞争-发展的意识形态激励逻辑。在这里“创新命令”构成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战略性宏大叙事，代表着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未来希望和全球化竞争的风险防范。这种自主创新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于，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进行一种文化引领，赋予国家以新的发展活力，在全社会形成巨大的创新洪流。进一步说，这项成果的出发点是以自主创新话语构造激励和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这个新时代的重要特征是以自主创新持续地追求新技术、新产品和高质量发展或转型升级。为此这项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南，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追溯自主创新话语的历史生成过程，对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中国特色作出建构论解释，同时针对自主创新话语构造面临的意识形态挑战强调全社会的创新文化认同。

　　这项成果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开宗明义，明确将自主创新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主题加以讨论，意在为后面章节进一步讨论作一铺陈。中国将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核心，这本身表明自主创新已成为一种经济、政治乃至国家命令。对这一创新命令，国外政治经济学多以“国家创新率之谜”加以修辞，并以“制度决定国家创新率”加以解答。在政治或国家制度上，这种修辞总会涉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纠结，我国科技界、经济学界针对自主创新的命令修辞，一般是接受国家创新系统、国家创新能力这类概念，将“创新”一词从比较政治经济学围绕创新问题形成的诸多政治或制度修辞（如自由市场、非集权化或民主等）中剥离出来，并用于技术变迁与制度改革，极力强调国家在创新中的激励和培育作用。这种把国家作为“创新工具”的政治经济学思路，固然能够从制度层面突出国家创新率提高的战略主题，但它却并不能有效地引导人们去深刻理解自主创新道路的中国特色，自然也无法在理论上应对国外学者围绕我国自主创新问题提出的意识形态挑战。为了应对各种意识形态挑战，必须要在“全球性-民族-国家”格局中，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角考察中国自主创新话语，以便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技术强国地位或形象。

　　第二章主要立足技术负荷意识形态价值这一技术政治哲学前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创新理论作出考察。这里要表明的是，西方学者在构造“技术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创新话语时，仍然部分地吸收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技术并非中立工具，技术目的也不单纯是一种局部力量，技术与目的可以同时得到重塑。在这种意义上讲，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异化哲学批判，当然有利于从技术目的方面塑造当代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创新话语。当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批判，也对社会主义技术价值给予预设。这就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技术创新的使用价值创造及其背景化操作。这种技术价值预设既不排斥吸收资本主义的技术成果，又表明社会主义的独特创新道路。经典马克思主义这些创新话语构造，为中国自主创新话语构造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进入到中国历史情境中来，考察中国技术强国理念形成及其多种语义发展以及最终汇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的话语构造过程。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化进程，至少涉及三个大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49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胜利。在辛亥革命前，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中国的技术强国理念得以确立起来，其国家现实的操作逻辑在于：以竞争态势进入由技术、商业和军事霸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复制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本和军事扩张的现代化途径，以便最终使中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中确立自身的主权地位。但这种创新话语毕竟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加以建构，经过多重话语交锋之后，最终从维护传统走向了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通过辛亥革命进入制度化实践。自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技术强国的创新话语经历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唯科学主义和技术精英治国论等。但所有这些话语构造与晚清思想一样均拥有如下思想假设：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意味着西方文明本身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也就是说，当一个民族或国家普遍地认为自身技术能力低于别国时，那就是对自身文化形象的一种贬抑。为了应对这一意识形态挑战，传统主义对西方现代技术给予批判，同时又试图从传统道德话语系统对现代技术给予阐释，试图构造一种适应传统秩序的规范性创新话语。但在激进的创新话语构造者看来，这种以传统秩序主导的创新话语毕竟又显得保守。所谓俄国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包含了对这种创新话语竞争情形的意识形态应对。为使技术强国理念成为一种现实，中国共产党力图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当时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之上，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与脑体分工获得有效结合，从而将各种创新话语归入到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过渡要求中。

　　第四章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话语变迁过程，讨论自主创新话语的最终形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创新话语经历了革命话语、改革话语、发展话语和自主创新话语四个阶段。革命话语包含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等词语（特别是技术革命保留至今），在当时被发达国家封锁的历史背景下有着技术自治的经济要求，但它在规范性创新话语构造方面，并不是将中国取得革命胜利之后的主要矛盾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归结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种规范性创新话语构造，最终使中国技术创新进入“阶级斗争”的灾难性实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种革命话语才被改革话语所替代。一旦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对中国生产方式的现实修辞，就会将科学技术推到“第一生产力”的崇高地位，并围绕它构造新的创新话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生产方式变革实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又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初级阶段必须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如技术引进），以此为基础逐步追求自身的技术发展。革命话语和改革话语都渗透着发展话语，但发展话语只有在改革话语中才获得放大。类似“发展是硬道理”这种强意识形态修辞，正是为了推进改革开放进程。这种强意识形态修辞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趋势不能逆转，一定时期必须要追求较快发展速度，同时强化高科技发展。当经济增长速度面临强烈的资源环境约束时，发展话语自然也就要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言说阶段。这时在发展话语中，必然会将自主创新构造成为一种支配性主流话语，以便解决发展诸多瓶颈。

　　第五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一种解释学-建构论方法，力图为自主创新道路提供中国特色解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作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极大地发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去背景化理论和社会主义背景化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文明规划，应超越资本主义去背景化的技术异化情形，把人、自然和社会同等地置于技术创新的具体化战略核心。借鉴这种理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看作一种解释学-建构论实践。在从科技系统到创新系统的历史转换中，这种实践对自主创新话语的构造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化国家自身的独立创造和创新，如自主知识产权、民族产业、新兴工业化道路等；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技术创新以选择性，即创新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进入到对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产业革命的批判性语境中，无论自主创新的意识形态吁求，还是技术创新的市场选择优先性要求，都不再是一般地对技术、创新和市场的赞同，而是基于对依赖“他者”的弱化意识，将技术创新的社会运行法则纳入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整体范畴，试图展示一种民族创造的伟大叙事。这一伟大叙事不仅体现在国家研究开发投资的巨大增长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一修辞确立中国技术创新再背景化命题，即：工具化或形式化技术知识可以从全球化流动中获得，但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必然是诉诸民族-国家概念进行再背景化创造，其价值创造意向包括技术领土性、技术公民性、技术主权性、技术民族性等。

　　正如第一章已经表明，“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表明的再背景化命题，使中国自主创新战略受到国外各种意识形态挑战。但就中国国家利益来说，化解这些意识形态挑战，最终要诉诸把自主创新话语的意识形态叙事转化为创新文化的全社会认同。为此第六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建构中国自身的创新文化。其中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创新文化解释，意在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对创新精神的建构作用。挖掘中华文明的本土创新文化资源，以一种“文化寻根”使创新精神获得传统认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必须要在战略意义上培育支持自主创新的组织文化。当然为使自主创新真正成为一种文化自觉，不仅需要获得组织认同，而且也需要获得全社会认同。因此必须要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创新文化引领作用，通过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自主创新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