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关晓红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项目批准号：07BZS03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1年10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成员有：安东强、朱贞、闫强、廖志伟。

　　一、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科举制迄隋唐至清末延续 1300多年，与皇朝政治运作及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水乳交融。停废科举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虽逾百年，对其作用、影响的评价争议颇大，盖棺未论定。甚有传闻当事者心生悔意，清末民初社会对科举废除功过成效的评价，亦毁誉参半。

　　既往清代科举研究方面的成果，多集中于考试程式和停科举后社会结构的宏观变化，对停废本身及具体影响的了解较薄弱。本课题鉴于上述研究空间，较大幅度地深入扩展科举停废相关史事的各个层面，通过实证和比勘史料，修正一些重要的既有结论，籍此推进科举制度史及清末改革史的研究，力求在清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制度性变动的整体中，显现科举停废的实际影响，进而恰当把握科举停废的历史地位。

　　二、该项目成果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项目成果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梳理鸦片战后至经济特科考试实施60多年间改科举的史事，概括出晚清议改科举的取向是纳学堂于科举，即相继有18份奏章要求在常科与特科中增加科目，使科举接纳西学和实学，促使千年老树嫁接新枝，培养选拔匡时济世之才以救危亡。由于这些方案的主要内容，集中论证另设科目的必要性，对具体操作的设计过于粗略，缺乏可行步骤，主持其事的礼部一味固守成法，对于求变心存抗拒，总理衙门则畏惧非议，故“求才之格”与“试士之例”难以统一。结果导致纳实学和西学于科目的种种努力无法实现。

　　甲午战后至庚子事变前，改革途径是对科举科目、内容、程式做调整，主要内容，一是严修开经济特科的建议被采纳且付诸实行，只是过程拖沓，受政争纷扰效果不佳；二是康梁等推动的废八股改试策论，因百日维新失败而反复，新政初重新采纳，成效尚未凸显；三是戊戌时发布的改书院为学堂谕令，府厅州县多受制于师资与经费困扰，加之士子最终仍须参加科考，所学与所用无法统一。四是戊戌期间清廷批准妥议科举新章，科考三场程序做调整，引导士子改变空疏无用的文辞文体，转向崇尚实学。庚子乡试与癸卯乡会试，受到辛丑条约谈判的影响，虽因停考而引起的波动并未对清廷造成威胁，然借停考之机发展学堂的建议被搁置，对此后的科举改革不无遗憾。

　　由于这些措施的逐步落实乃至成效显现需要时间验证，而推广学堂过程中又出现了科举与学堂并存竞争的矛盾，加之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禁考，朝野均受刺激，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人们迫切期待改革立竿见影，导致庚子之后不再固守于内容变换及程式调整，而是重新考虑既往已被提出的激进方式，推出新的办法。

　　第二部分：重建与贯通相关史事，揭示立停科举与清末政情的关系。厘清了科举由议改至缓停，又由缓停跳跃至立停的潜因、相关决策过程。

　　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始终未能将西学与实学纳入科目，科举改革不得不另辟蹊径，即放弃了纳学堂于科举，转向纳科举于学堂。两广总督陶模最早提出停废科举的主张，袁世凯则建议以逐渐减额过渡完成，张之洞和袁世凯联衔会奏减额缓停科举，引起朝野关注。主要矛盾开始转向促使科举缓停乃至立停决策的具体运作，即实施方案的内容、时间、程序、途径和效果预测的行政决断。

　　由于中枢的观念异同及人事变动，直接影响改革的进度与成效。而科举与学堂并存时期，学堂发展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加之京师修复贡院讨论时，部院众多主修京闱的说帖，引起主张停科举的部分督抚及朝臣的高度警觉，为了避免科举改革出现大逆转，在学堂教育成效未彰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不仅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学成效，制造舆论，促成军机与政务处的人事变动，造成有利于改革的议政环境，更通过面圣机会多方说服两宫，并以联衔入奏震慑朝野，最终以非常规的决策程序绕过部院讨论，直接催生了立停科举的诏令。使科举在渐停定议仅一年多，便迅速跳跃到立停。可见停罢科举并非水到渠成，而是以兴学为急务的部分督抚朝臣上下沟通，为扫除学务阻力障碍采取的非常措施。

　　第三部分：将文献、报刊、档案、日记相互比勘，考察了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与效果。

　　科举制改革乃至停废，势必深刻影响诸多士子及其家庭的命运，由此对政局和王朝兴衰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如何善后，成为制约科举改革继续前行的瓶颈。

　　与研究者后来的认识几乎完全不同，相关史实表明，立停科举前，清统治者对于停罢科举的善后不仅从未掉以轻心，而且反复权衡，逐步完善相关构想。在立停科举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各部院先后在落实宽筹士子出路的举措方面，多方给予优惠。与此同时，孝廉方正等特科的举办，以及试办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继出台，科举善后的实际关照面，事实上已突破了最初构想，较原计划覆盖更为宽广。不少时评与趋新人士的日记书信，甚至认为善后措施过于优渥，而不断有所批评。这些善后措施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便是仕途更加拥挤，人满为患，给吏治造成巨大的压力。

　　第四部分：通过几位不同地域与年龄的士子日记、年谱与各种资料比勘，实证性地深入了解科举停废对乡村士子命运的不同影响。

　　清末改科举与停科举，基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对以举业为生涯的士子直接造成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轨迹。了解士子们在改科举与停科举期间的感受、态度和境遇，是考察停废科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可忽略的部分，可以自下而上地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探寻立停科举的前因后果。

　　从不同样本的分析可见，科举停废前后南北乡村士子耳闻目睹的信息虽然相同或相似，但因年龄、经历、地域、风气等差异，判断和取向各自不同。引发学堂学生不回乡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因停罢科举和新式教育的形式内容脱离乡村实际，而与近代城市快速发展、交通改善、就业方式与机会显著增多，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密切关联。

　　与既往认为乡村士子在废科举后身份地位“边缘化”的认识不同，这项成果研究表明，刘大鹏式的怨声载道，一方面反映了新政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其文化殉道观念使然。包括刘大鹏在内的那些并非主动离开乡村的旧学士子，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基本能够维系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政权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第五部分：通过立停科举抡才与培才并途的设计初衷、实践效果和存在问题，纠正了前人以“科举余毒”看待后科举时代的谬误。

　　立停科举的设计与推动者，旨在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并非简单地废除科举。其后的考试与选材，也确有科举与学堂熔于一炉的趋向。只是在中西新旧缠绕的背景下，选材的标准办法及人才任用等方面意见分歧，不仅培才与抡才很难归一，即使抡才方面，学堂教育亦缓不济急，未能如偿所愿地承担起科举的功能。而在培才方面，立停科举导致人们对制度兴革的艰巨复杂估计不足，新式教育加速推广过程中，因为急功近利而负面效应相当严重。办教育出现的问题，反而成为教育与科举优劣对比的恶性因素。

　　立停科举后一年，学部提出区分“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的要求，试图将培才与抡才分途。实际操作层面，新政与仿行宪政期间，为解决京师部院及直省各级衙署对专才的迫切需求，主要采用两种途径：一是各种专门学堂承担起培养专才的任务；二是各部院根据业务需要，逐渐尝试摸索建立面向社会的甄别与选拔人才的任用资格考试机制。

　　第六部分：将停罢科举放到清末新政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变动的全局中观察，指出其连锁反应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实际影响和巨大作用，以及存在和遗留问题。

　　以改科举和最终停罢科举为枢纽，戊戌与新政改革前后贯通，兴学堂、办报馆、印图书、开演讲、启民智，使法律和公共治安观念、平等与国民意识，均通过报刊与教科书等形式进一步传播，继而内外官改制全面展开，法官、巡警与新的考试及职业资格任用制度逐步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及人才选拔逐渐变化形成。以此为基础，仿行宪政、促兴百业。尽管各地基础条件不同，由立停科举引发或加速的各项制度改革进展实情有所参差，总体而言，在转移风气，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学堂教育与取材选官多强调“做事”能力而忽略“做人”本色，使文化道德之殇，成为后科举时代难题。

　　成果中的重要观点：

　　1.晚清科举改革，实际经历了由纳新学于科举，转向纳科举于学堂的两个阶段。自鸦片战后至癸卯学制颁行的长达60多年，议改科举的主要取向是纳新学于科举。所提主张，一是在科举常科或特科中增入实科科目；二是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前者最终以算学列入科考及开经济特科，部分得到采纳；后者直至1898年才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得以体现。因循纳西学于科举的思路，试图老树嫁接新枝使科举制激发活力，终因所行时间短促，成效不彰，未能达到预期。

　　2.在1904年科举减额渐停至1905年的骤然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及进程，存在诸多变数。京师修复贡院的讨论，使得主停科举的一方意识到危机重重，事态严重，为了避免科举改革出现大逆转，在学堂教育成效不彰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鼓吹新学成效，促成军机与政务处的人事变动，更通过面圣机会说服两宫，以联衔入奏方式震慑朝野，最终以非常规的决策程序绕过部院讨论，直接催生了立停科举的诏令。因此，科举制的终结，并非瓜熟蒂落的自然进程，而是反对维系科举的官员在危机意识主导下，运用权谋趋利避害，人为策划推动的产物，难免产生翻案纠纷。

　　3.立停科举前，清统治者对于停罢科举的善后不仅从未掉以轻心，而且反复权衡，逐步完善相关构想。在立停科举的贯彻实施过程中，各部院在落实宽筹士子出路的举措方面，也多方给予优惠。由于孝廉方正特科的举办，及试办地方自治等若干章程的相继出台，科举善后的实际关照面，已经突破最初的构想，较原计划覆盖更为宽广，其负面影响是仕途更拥挤，给吏治造成压力。舆论对善后措施过优也多有批评。

　　4.立停科举至护国运动时期的逾十年里，在政府与社会层面，为数众多的士绅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凭借更多的权力资源和多样化的渠道，广泛进入各级权力圈。后科举时代士子不回乡，与晚清城市发展、交通改善，以及清季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士子面临更多的选择方式与机会不无关系。那些没有离开乡村的旧学士子，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基本能够维系原来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政权向基层延伸的过程中成为地方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

　　5.立停科举决策的用意，在于合并科举于学堂，使科举与学堂归于一途，与一般时人及后人理解的废除有着显著区别。各类考试频繁，并非“科举余毒”，而是抡才与培才相互统一的尝试。但这一办法，非但不能达到中西兼容之目的，反而造成学堂被诟病和抨击。培才与抡才合于一炉，结果是学堂一方面深受科举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必须承受双重检验的压力，左右为难。

　　6.文化转型如何协调把握继承与扬弃的关系至为重要。中西新旧文化的兼容并蓄并非朝夕即可完成，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如何保存，显然不能仅由学堂教育承担。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

　　1.这项研究成果纠正了一些过去认识的偏差误解，不仅解决了晚清科举为何改、怎样改、如何停、是否善后的问题，而且把握住科举改革与社会变动的关系，既揭示了科举停罢后在政体改革、振兴百业、启迪民智方面的实际作用，也指出抡才与培才并途设计在实践中暴露的缺陷，以及社会转型期道德重建与价值标准重构未能完成的偏弊，有利于深化对科举停废与近代社会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这项研究成果证实了制度变动并非孤立， 必须将立停科举的过程，与清末民初社会的整体变动联系考察，才能正本清源。倘若无视或割裂其相关联系，不仅容易混淆直接、间接影响的区别，甚而将个别放大为整体，妨碍正确判断，导致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误读。因此在方法论上具有应用价值。

　　3.这项研究成果表明，制度变动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人们的生活及命运有着直接影响，除了生计出路之外，长期在该制度运作下生存的人们产生的心理依赖，不可小觑。对中年以上士子群体而言，重新适应变动困难较大，因此在未来的社会改革中，如何在制度兴革决策时更多地考虑疏通出路与疏导心理两者并重，对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4.本项目研究的相关成果，已分别在《近代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等专业权威刊物发表，并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复印期刊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史学》（第4期）分别转载，表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及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