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郭万超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内生性与支撑点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9CJL003），最终成果为专著《经济发展新论--正在兴起的中国道路》。2011年9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课题组主要成员：王中保、包刚升、许峰、黄江松、孙婷。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持续以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发展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且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据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这种高增长还将持续30年。如何破解“中国之谜”？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普遍的回答是中国推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个答案显然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逻辑，即经济增长根本取决于资源在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层面的最优配置。这对于解释中国现象显然有些简单。以更广阔、更深度的视角观察，中国奇迹的发生以及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发展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第二，中国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合力最大化，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发展成本，避免了单靠市场机制调节带来的弊端；第三，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基础，“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的制度成长道路。这三点是正在成长的中国道路源于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国情而具有的独特价值，是超越西方的根本优势，也将成为中国道路最终发展为当代最优发展模式的基石。

　　一、中国道路对经济学的挑战

　　在前现代时期，尽管存在粗放型增长，但人均收入鲜有改变。大约从1800年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时代--西蒙·库兹涅茨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南北分流开始显现。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自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但过了200多年，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随着东亚奇迹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经济发展理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现代经济增长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仅在英国出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已是历史创新。二战后，某些西方国家的增长率达到了3%-5%，在当时被看作是“经济奇迹”。但真正的奇迹却应是在东亚，这里年均增长率已经提高到了9%，甚至更高。而更大的奇迹则出现在中国。它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都超过了9%，并且据经济学家们预测，这种高增长还将持续30年。

　　从经济总量看，1990年中国GDP在世界GDP排第10位；2008年超过德国，排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排世界第2位。二次大战前，日本的工业实力排名世界第六，大体与意大利相当，战后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后又经过十余年的时间超过苏联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其速度与现在的中国相比并不算快。相比之下，中国在2000年和2001年的时候GDP大体与意大利相当，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相继超过英、法、德，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还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令人惊奇之处：凡是二战后人口和面积达到中国十分之一哪怕二十分之一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也没有一个比中国发展的更快的。

　　毫无疑问，中国现象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形成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巨大挑战。饶有趣味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西方社会不断唱衰中国的过程中出现的。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国际社会各种悲观论调不时出现，最突出的是“中国崩溃论”。但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战胜了各种困难，而且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项成果认为，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失效，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提出的。

　　无可否认，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最发达国家经济现象时有其价值，但是在解决后发国家与转型国家的经济问题时经常会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绝大多数是由生活、工作在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依据他们所观察到的、主要是最发达国家的现象提出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经济学创立之初就形成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富有成长性的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就是围绕这种模式展开的。虽然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对后发国家发展问题进行过探索，但他们无法亲身体验一个经济体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即便间接地得到后发经济体的资料，也是从自己的理论传统出发提出问题。而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在发展阶段、先天禀赋、文化历史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看似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其成因和约束条件却经常不同。

　　西方经济理论还会打上西方文化认知模式的烙印，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经济理论的文化隔阂比我们想象的更深。经济学家并不能因为他们专业研究者的角色而更客观，恰恰相反，这种角色使他们比通常人（比如政治家、企业家）受理论传承影响更甚，而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理论都是特定实践的产物。马克斯·韦伯深刻指出：“作为一门说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跨民族的，但是一旦涉及要作价值判断，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关系，这种特殊族系性是我们从自己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最彻底地逃脱了我们自身的局限性时，恰恰也就是这种局限性最强烈地束缚我们之时。”

　　（二）西方经济学运用于后发国家时存在两个悖论。

　　“华盛顿共识” 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为后发国家和转型国家提出的标准处方。这种处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有两个致命悖论。第一，倒果为因。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形态，是对它的事后总结。西方经济学家却用这种理论来指导没有任何现代市场经济基础或只具有初步基础的国家构建市场经济，这种倒果为因的作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第二，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市场秩序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自发演进过程，西方市场经济也的确就是这样进化而来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却忘记了他们的这一理论衣钵，用一个根本违背自身理论逻辑的方案来改造转型经济，人为地要求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爆炸式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完成西方国家200年的任务，必然会遭到失败。

　　（三）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在经济理论层次上，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虽然在短期问题和具体资源配置分析上有其作用，但缺陷也显而易见。这种分析方法使它无法为真实世界提供合历史与逻辑于一体的经济分析，陷入了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经济活动分析的“逻辑困境”。假如经济体是由一个个没有社会联系的“鲁滨逊”所组成的“孤岛世界”，那么人类经济活动就和动物觅食过程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以此为基础的理论模型也就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对新古典理论的偏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已有深刻认识。斯蒂格利茨指出：“我发现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这一点对于跟随我工作的人来讲是不足为奇的。在我早期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我曾经指出标准信息假设方面的轻微变动，将彻底改变标准新古典的所有重要结论：因此这个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与这项成果研究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应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这项成果的作者认为其局限性表现在：

　　（一）“见物不见人”的增长理念。

　　无论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所谓“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们在回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问题上，都是强调财富增加和物质增进这一“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

　　（二）“重资本、轻劳动”路径情结。

　　综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基本上都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管索洛等人提出了劳动改进和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但也是以一个“余值黑箱”悬空未决。当然新经济增长理论格外强调了劳动及其扩展了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仍然没有跳出“人是经济增长的工具”的范畴，因为有血有肉、有灵感、有创造力的人( 劳动者) 在他们的理论视野里也成了“资本”，似乎只有“人”成为“资本”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

　　（三）“重自组织、轻他组织”的增长方式。

　　现有的众多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都是构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之上的。它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靠市场机制自发的力量来配置资本、劳动、知识与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进而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最终实现“自然的”经济增长。很显然，在政府普遍介入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动参与宏观经济活动和组织“合意的”经济增长的倾向日益明显，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把实现和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自己宏观调控的目标。遗憾的是，现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关于政府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他组织”的作用和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经成为组织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道路为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中国道路对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有重大价值的新素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理论创新涉及经济学各个领域，但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哲学层次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实践无法用现有的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解释，这常常使西方经济学家感到困惑并误读中国。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借鉴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但这种借鉴是有选择的，而且加进了自己的创造性。而西方人是很难理解中国的这种学习与创造的，他们往往生硬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自己看到的一些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结果只能是瞎子摸象，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应该说，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积累、技术因素、国际贸易与投资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对制度、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研究清楚。而只有更好地理解后者，才能最终揭开经济发展之谜，并且只有从人出发才能形成对后者的科学认识。与以物为中心的经济增长理论不同，这项成果以人为逻辑起点，主要研究了人的经济活动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制度与结构。第二章首先强调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其他各章围绕着这一核心观点展开。

　　（一）打开经济学中人的“黑箱”。

　　马克思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因此，这项成果认为，对人的认识也是经济学的首要问题。经济学研究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人引发的，都是人的活动和特性的不同侧面和表现，而且人是生产力的首要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人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一个极其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把对人的各种特性的研究留给了其他学科。这个假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某些特点，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西方经济学对人的认识的狭隘性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和功能。尽管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涉及到了人的更多要素，但由于回避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观点与认识方法，还是无法科学地解答经济发展之谜。只有首先突破对人的认识，打开经济学人的“黑箱”，重新找回人，才能使经济发展理论走出困境。

　　这项成果通过扩展对人的认识来深化、完善对经济发展的研究。通过这种扩展确立的关于人的科学观点是这项成果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础。这种扩展的经验依据来自于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近30年）的实践。中国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并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找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全体人民的一切内在潜能都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经济发展上来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经济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人不仅仅是物的要素，而且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仅仅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还包括其他一切领域的人；不仅仅是原子化的、孤立的、只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体，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这种对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眼界。世界上除了中国好像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点，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从理论根源上看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基本观点之上的，从文化基因上看得益于中国的集群主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理论源头的科学性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第一个优势。

　　（二）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最大化。

　　西方经济学把人的活动基本省略掉了，用物的所谓最优配置代替了人的能力的最大化，以求得经济发展动力的最大化。这项成果认为人是经济发展的本源，是人支配物，不是物支配人。那么如何把一个经济体所有人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或者说，如何把由人衍生出的各种社会结构进行整合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最大合力？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个人主义这种主流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为基础的，认为市场自发的调节可以解决社会整体性问题，因此，不考虑人的整体合力问题。这种理论以“解构”的方式把经济增长看作某些因素的变量，而且这种研究依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方法。尽管科斯以来的新制度学派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科斯世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建模。虽然解构能使研究者看到事物的每个构成，但是如果孤立地观察、理解每个“构成”，势必不能从整体上了解这些“构成要素”的真正的功能性作用。正如华勒斯坦所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同时是历史性和体系性的。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就是揭示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的科学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特经验就是最大可能地把全体人民的力量都集中到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上来。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外，另一条就是在正确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有机体的各种要素进行了有效整合，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最大合力（理论上最大）。每个社会有机体的组合和联系方式不同，产生的经济发展效果也不一样。在社会有机体中为经济发展所进行的整合与动员方式可以用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这种概念来概括。中国道路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因此，是一种自觉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式。目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西方世界自发地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模式，东亚模式则是更多的体现了集群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中国则是集群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制度成长的三个基本原理。

　　由人衍生出来的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结构基本可以用制度这个概念概括。这项成果第二、三章重点分析了社会有机体中的经济发展合力，而社会有机体是人的活动与制度的结合体。那么制度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这项成果认为，制度是社会有机体的规则（或信念）系统，是它运行的社会基础，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确切地说，制度并不能决定社会演进的方式，它只是社会演进的一种反映或表现形式）。

　　西方制度经济学使用的制度变迁概念有些含混不清，苏联的转型也是制度变迁，东亚四小龙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也经历了制度变迁，这两种制度变迁是不一样的，一种意味着衰退，一种意味着成长。这项成果引入制度成长或制度发展概念，用来指有效的制度变迁。西方制度经济学虽然有人吸纳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依旧没有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窠臼。这种制度理论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对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更多地局限于制度理论的一般化描述，往往强调制度对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忽视了制度效率和内生化过程的演绎，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的制度内生机制，其坚持的单因素决定论反映了研究方法上的机械论。这项成果认为，只有以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基础来认识现代制度的成长，才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经济发展的制度成长理论。

　　从制度成长的方式看，自从人类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经济发展的制度成长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性的（先发国家类型），另一种是导入式的（后发国家类型），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具有显著差异。显然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重点。对于导入式制度成长，中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最为典型，特别是中国最近30年的制度变迁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中国道路的成长历程，以宏阔而细腻的经济变幻生动地回答了这个命题，清晰地显现了现代经济发展制度生成的本质。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以制度为内核形成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必须是自主内生的。发展道路的内生性反映了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成的一般规律。这项成果第四章主要以中国的实践为背景探讨了制度成长的三大基本原理。

　　第一原理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成长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内部初始条件或要素及其演变。在发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相对于经济本身的力量，非经济力量更为重要，这主要包括政治、社会制度的成长，其根本标志是领导现代化的先进政治力量的形成和社会结构获得有效整合，这两个方面为市场秩序的成长提供了社会政治基础。这一原理的政策含义是，经济起飞需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主创新的制度成长之路。

　　第二原理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制度改革实践是制度成长或内生化的根本手段和途径。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内生决定于经济体中的其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然而，经济体中的这些要素只有通过实践这个根本环节才能形成有效率的制度。当代中国的制度系统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第三原理的核心思想：制度成长表现为一个自我适应过程，通常以渐进的方式进行。诺斯把制度变迁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非连续性的变迁，指正式规则的一种根本变迁，它常常是武力征服和革命的结果。另一种是渐进的变迁，是指交易双方（至少是交易双方中的一方）为从交易中获取潜在的收益而再签约。这种再签约既可能是最简单的形式，也可能是政治革命的形式，后者可以为双方从事新的谈判和妥协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但是，“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绝大部分是渐进的。”通过革命形式发生的制度成长一般是激进的，但其前提条件的酝酿成熟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这项成果研究的制度成长主要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基本制度下的大规模制度成长，所以不存在革命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渐进，只是一个与激进相对的概念，并不是制度成长越慢越好，一般其速度应以实践效果为标准。同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不具有决定意义，第一原理提到的一国内部要素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

　　三、当代理想发展模式

　　这项成果第三章论及了发展模式。发展模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根本属性，并在长期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那么，我们所处时代的最优发展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如何不断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以趋向最优？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够。这项成果第五章所讨论的最优发展模式既是一种理想状态，又是人类现有经验与视野可及范围的一种现实可能性。现实中到处是糟糕的发展模式，其改进也常常无功而返。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没有真正理解发展模式的最优形态。正在兴起的中国道路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图景，它将极有可能创造出现代发展模式的典范。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经过近些年的自我调整完善，依然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但其内在缺陷一直无法克服。目前，中国道路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模式，还处于成长的过程中，还无法与之抗衡，但已对资本主义模式形成了潜在的挑战。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就曾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具有创造我们时代最优经济发展模式的潜力与条件，这种最优模式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经验，又要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