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段从学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项目批准号为08CZW033），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2011年9月经同行专家鉴定，以优秀等级结项。

　　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文学组织。《新华日报》曾在题为《祝“文协”成立六周年》的社论中，肯定了它曾经“在极端困难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坚定地领导了全国文艺作家”的历史事实，高度评价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由于全国文艺作家的积极认同和有关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文协发起和组织的不少文学活动，都很快演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潮流，具有文学运动的性质，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的组织形态和集团观念，也对1950年代以降的新文学组织，发生了直接的推动。

　　一、主要内容及重要观点

　　这项成果在深入清理和考辨文协自身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文协对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前者澄清和还原了文协的历史面目，后者则对大后方文学文坛上的不少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新的认识。

　　除《导论》外，这项成果一共10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第一章到第四章，考辨文协基本史实。下编第五章到第十章，论析文协组织和参与的重大文艺运动，探讨文协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影响。从逻辑上说，文协和文协的活动，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是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文协的研究较为薄弱，关于文协的基本史实大多出自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错乱较多，所以这项成果以考辨和澄清史实作为研究起点，在考辨与澄清工作中，以探讨文协对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和历史作用为后设目标。 因此，两大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考辨史实是分析历史作用的前提和基础，而分析历史作用则是前者得以成为“历史事实”的阐释学视域。

　　这项成果上编共4章。第一章《文协的历史特征》，在中国新文学的制度化诉求和个人化诉求这个特殊的现代性情境中，从深入分析和观察组织形式、《抗战文艺》的编辑出版和理论批评活动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文协之不同于以往新文学社团的历史特征。成果明确指出：文协不同于以往新文学社团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明确而自觉的发动和领导全国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全国性文学组织。只有紧扣这个根本的历史特征，才能对文协与抗战时期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关系等重大问题，做出贴切深入的解释。

　　第二章《文协的建立》，分非正式筹备、正式筹备和成立三个阶段，以大量的报刊史料为基础，具体探讨和分析了作为实体组织的文协建立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文协迅速得到全国文艺作家认同和支持的历史原因，探讨了作为文化形象的文协建立的历史过程。以往的研究，仅仅注意到了作为实体的文协成立和组织起来的历史过程，实际上等于把文协当作行政权力机构，自然也就无法对没有发号施令之权的文协何以能够领导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的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一章引入作家认同的心态要素，不仅拓展了文协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且激活了想象的心态真实等“文学性”要素，打开了研究文学社团和文学组织的新思路。

　　第三章《文协历届常务理事考论》，以考证和分析文协理解常务理事会成员的方式，论述了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形象变化。这种考辨，一方面进一步奠定和澄清了文协的重要史实，另一方面突破了以文协成立之初的形象来僵化地看待其历史形象和作用的立场。第四章《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问题》，针对从开端来确定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的流行思路和结论，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承担事务性工作的总务部主任老舍，如何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妥善应对各方面的压力，通过自己的苦干和努力，获得文协同人的认同，最终成了文协实际领导者的历史过程。这一章一方面澄清流行的误解和结论，另一方面深入论析了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的实体性和符号性之间的错位，照应了上一章对文协历史形象变迁的分析。

　　第一、二两章，是对文协基本特征的横向剖析。第三、四两章，是对文协历史形象和特征的纵向勾勒。这一横一纵，锚定了文协自身的基本史实和特征，为下编具体分析文协对抗战时期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奠定了事实基础。

　　下编共6章。第五章《批判“与抗战无关论”》，从文协领导全国文艺运动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分析了“与抗战无关论”之争的起因和论争双方的分歧之根源，指出了这场论争的实质不在于梁实秋的错误，而在于文协同人试图通过集体批判梁实秋的方式，公开确立自身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这一章既是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老问题的重新阐释，也是对文协领导和组织全国文艺作家从事抗战文艺运动这个根本特征的回应。第六章《通俗文艺运动与“民族形式之争》，对文协组织和发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通俗文艺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形式”之争，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也就是说，这一章包含两个相关内容。其一是对文协发动和组织的通俗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情形做了具体的描述，指出了老向、何容、胡绍轩等长期被忽略的通俗文艺创作活动。其二，是从文协同人关于通俗文艺之本质和历史功能的分歧这个角度，对“民族形式”之争的起源和话语形态，重新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这项成果认为，这场论争起源于通俗读物编刊社和文协同人围绕着如何评价抗战通俗文艺而形成的分歧，与延安的“中国化”理论没有直接的起源关系。这一观点，揭示了通俗读物编刊社这个长期不为人所知的特殊文学社团的独特存在，纠正了流行结论的简单和片面之处。第七章《战地文艺的拓展与推动》，以战地文艺通讯、战地文艺工作理论和作家战地访问团等具体实践活动为依托，探讨了文协在推进抗战时期的战地文艺工作，为新文学发展开辟新的社会文化空间方面的积极贡献。

　　从时间上看，第五、第六和第七三章，主要论述的是文协1940年之前的活动。从性质上看，上述三个方面的活动，均围绕着“抗战”二字展开，集中体现了文协为抗战宣传所做的历史贡献。如以时间为根据，可以说是文协前期的主要活动；以内容为根据，则是文协为“抗战”而进行的“文艺活动”。

　　第八章《检讨与转向中的“抗战文艺”》，以文协同人1940年对“抗战文艺运动”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缺陷的反思为中心，探讨了“抗战文艺”的历史形态特征。这种反思行为本身，说明“抗战文艺运动”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历史对象，不再是当下的行为过程。因此，这种反思，在呈现和勾勒“抗战文艺运动”基本历史形态特征的同时，也宣布了“抗战文艺”的历史终结。从大后方文学观念演变的历史脉络来看，这也是文学观念从战时特征向常态特征回归的开始，从注重“抗战”，转向了更为重视“文艺”本身。这一章的内容，因而具有承上启下，沟通文协前期和后期活动的结构性功能。第九章《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发端及其演化》，全面勾勒和梳理文协发起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从提高稿费到争取民主权力的演化过程，揭示了传统市民文化空间极其稿费制度在大后方走向崩溃，政党政治文化开始支配新文学生产和发展的负责历史机制。稿费制度是现代文学“独立性”的核心标志，以提高稿费为开端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演化为争取民主权力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新文学自身的“独立性”日渐丧失，政党政治文化进入新文学生产领域的过程。第十章《新文学传统秩序与文艺方向》，以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1941年的“寿郭”、1944年的“寿茅”为案例，透视中共南方局如何利用文协等合法民众组织，把延安的文艺政策转化成国统区文艺运动方向的内在历史过程。这种内在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政党政治文化“文学化”，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内在有机力量的过程。在上述活动中，文协也逐渐从抗战文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变成了新型文艺政策的阐释者和执行者。

　　第八、第九、第十三章，不仅从时间上说是文协后期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中，文协自身的独立作用实际上日益降低，慢慢蜕变成了政党政治文化指令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这三章分析的，实际上也是文协日渐丧失自身独立领导和组织能力的历史过程，与上编对文协历史形象的考察构成了内在呼应。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协自身独立性日渐丧失的过程，也就是政党政治文化日渐壮大，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的历史过程。

　　二、学术价值及社会意义

　　第一，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特征越来越突出，历史的科学性越来越薄，甚至走向一般文学的经典化研究的趋势下，这项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鲜明特征，坚持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取向。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僵化的实体史学立场的二元对抗，而是一种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化，以想象的心态真实因素，包容和超越了文学研究对想象力的要求。这一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整合历史和文学，摆脱实体史学的束缚，避免经典化对现代化的遮蔽，重新回到真正的文学史研究，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组织提供方法性启示。

　　第二，根据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使用的“政党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提出了政党政治文化不是一种外在的压迫性力量，而是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中的一个内在有机要素的积极观点。“政党政治文化”这个概念，以及关于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的发明，将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浪漫主义审美现代性话语关于文学与政治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根据中国新文学自身的特点，深入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第三，从文协组织和参与的角度，对战地文艺传统、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和政党政治文化一系列重大文学史现象的阐释，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的总体历史趋势的认识，改变或改写目前的流行结论。现代文学三个十年中，第三个十年的研究最为薄弱的现状，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

　　第四，关于文学观念的个人化诉求与文学生产方式的制度化诉求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发现，触及了中国现代文学既不同于古代文学，又有别于西方现代文学的区别性特征的生成机制。这一发现，不仅帮助该研究解决了文协与抗战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结构性关联，而且有助于研究者从更为贴切的宏观视野来审视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及其生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