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实施以来，始终秉持关注中国、关注文献和文化的学术思路，以文献为基点进入中国文化，从文化的视角理解中国文献，通过把握二者之间的多重关系，发掘中国文献的民族文化特色，理解中国文化形成的文献背景。

　　中国古代文献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在文献的生产、传播及其阐释运用上，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形塑，既广泛又深入持久。中国古代文献起源极早，类型繁多，数量极为丰富，即使从殷墟甲骨文算起，也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甲骨的集中存放来看，殷商时代就有了文献保存的自觉意识。中国古代文献的类型，除最为常见的书籍以外，还有甲骨钟鼎、文书卷子、档案、信札、碑志、契约、账册、书画等，不一而足。仅就各类书籍而言，到15世纪末，中国出版的图书数量比世界各国的总和还要多。现存古籍文献（不包括出土文献）即有8万余种，其物质形态包括甲骨、青铜、竹帛、玉石、纸张等，其体制形态包括卷轴、册页、简牍等，其制作方式包括镌刻、铸造、抄写、拓印与刊印等，其版本形态包括稿本、钞本、活字、刻版、石印、铅印等。每一种文献形态都是了不起的文化创造，有着不可磨灭的文化功绩。

　　滥觞极早的文献意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为一种突出的文献传统，源远流长。无论对于文献之衍生传承，还是对于文化之生生不息，这一传统都是强大的推动力。《论语·八佾》载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里的“礼”，固然应当理解为狭义的礼乐制度，也可以稍加扩展，理解为文化制度甚至整个历史文化。孔子对文献的重视，可见一斑。这种观念经儒家阐扬，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了一个高度重视文献的传统，从而为中华文化之延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五千年漫长文明的承传，莫不以文献为基。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中纸与印刷术的发明，即是在古代文献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完成的。

　　严格地讲，孔子之所谓“文献”，其含义与今天的“文献”微有不同。宋儒朱熹《四书集注》解释云：“文，典籍也；献，贤也。” 正因有感于“文献不足征”，孔子后半生才倾注心力于办学和整理古代文献：办学旨在培养贤人，整理古代文献则意在典籍的承传。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实质上他是述中有作，即使称引使用，也往往融入自己创造性的阐释与理解。从“述而不作”中，不仅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文献衍生方式，即以基本文献为中心，层层衍生，造就文献的丰富与文化的繁荣；而且发展出一种以经典文献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创新模式，引经据典，以复古求革新，成为言文表达与思想论述的常规策略。因此，孔子对《诗经》、《周易》等经典的整理方式和阐释方向，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文献与文化传承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献和中国文化是同构的，二者“述作同源”的核心价值是对传统的尊重，在继承中求发展，守正创新成为最稳妥的诉求。

　　悠久的文献传统、衍生的文献形态、以典籍为主的各类文献，编织成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文献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无论是儒家文献还是佛道文献，无论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文献，虽然在时代、立场及其宗旨上千差万别，各有畛域，但又相互交融，彼此互涉，体现出从内容到形式，多层次、多维度的交叉融汇。前人谓六经皆史，从文献的交叉性与相关性来看，岂止如此。可以说，任何文献之间都有亲缘，只是远近亲疏不同而已。对于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如果局限于单一学科的视角，轻则难以深探其奥义，重则割裂文献整体性，是无法取得对中国文化的全面理解的。

　　要之，从古代文献出发，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开发中国传统文献资源，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方法，商量旧学，融汇新知，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辈学者当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