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维武

　　问：最近，我正在看 《划清 “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划清 “四个重大界限”第一条就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记得有学者曾经撰文提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是 “西方人”，但并不能因此就把马克思主义视为 “西学”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不是“西学东渐”。请问，这一观点准确吗？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李向阳

　　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西学东渐”关系问题上，我们主张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在历史的联系、历史的考察中来加以说明，而不是作单纯的理论分析。

　　“西学东渐”，即欧洲思想与学术传入中国的文化运动，早在明清之际就已开始。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欧美现代思想与学术成为 “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文化运动中，作为西方思想与学术的一种传入我国的。

　　1899年，马克思的中文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教会组织广学会主办的 《万国公报》的文章中，文中称马克思主义为近代学派中 “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在此后近20年间，一些较早觉悟的中国人都曾对马克思主义作过积极的介绍和传播。不过，这些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物，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一种学理来介绍和传播。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引入与早期传播，是在 “西学东渐”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的，是 “西学东渐”的内容之一。

　　中国人真正找到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自己信奉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发生以后。一批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宣传、主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新世界观来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道路，解决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

　　应该说，这种历史性转换，是通过对当时各种西方思想的比较、辨析与选择而实现的。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诸多西方思想中，不止一种思想宣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表达下层民众的利益和全人类的价值诉求，这就要求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比较中进行辨析、作出选择。

　　毛泽东之所以最终选择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改造中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在主义上的这种比较、辨析与选择，在那个时代颇具代表性。当时，许多新文化运动参加者选择马克思主义，往往都经历了类似的认真思考。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西方的思想与学术，而开始转化为中国人自己信奉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转化为再造中国的伟大历史运动。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超越了 “西学东渐”的总体框架，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思想运动与实践活动。

　　通过以上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 “西学东渐”的继承，又是对 “西学东渐”的超越。说继承，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初确实是作为一种西方的思想与学术引入中国思想世界的。说超越，就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仅仅停留在学理层面，更没有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革命实践和文化传统的结合。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提出的 “有的放矢”与 “实事求是”。后来，邓小平把 “实事求是”看作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由 “西学东渐”诸多思想与学术之一种，到被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为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进而转化为中国的历史运动与文化传统的有机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西学东渐”的关系，是在历史中所显示出的既继承又超越的关系。 （李维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