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报要点】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系列宏观数据显示,在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强力推动下，2009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成功终止了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加速下滑的趋势，GDP等6大指标呈现“止跌触底”的态势。同时，这些指标也反映出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在结构上具有“两面性”，即“政策性反弹”与“市场性下滑”并行。对此，本期《要报》作了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宏观经济指标分化与冲突的表现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依然处于“止跌—复苏”进程中的第一阶段——“政策性反弹阶段”。从近期一系列宏观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经济在结构上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以固定投资、实际消费、股票市场以及部分行业生产等指标为核心的反弹面，另一方面是以进出口贸易、名义消费、价格指标、财政和利润等指标为核心的下滑面。这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在“止跌触底”的同时，还表现出强烈的结构分化以及宏观变量之间的相互冲突，宏观触底的基础并不是很坚实。

　　“结构分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出口—投资联动机制”被打破，在出口持续下滑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却大幅上扬，投资驱动模式步入以信贷和财政政策为主导的萧条期驱动模式。二是传统的工业增加值与用电量同步变化的规律被打破，在工业增加值反弹的同时，发电量却持续下滑，二者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我国工业化增长模式步入萧条期。三是传统的内陆运输和海运运输同步变化的规律被打破，在货物运输和PMI值反弹的同时，港口运输同比依然是负增长。四是在货币供应量快速井喷与实体经济增长缓慢的同时，物价水平却持续负增长。五是在总体工业产量上扬的同时，工业利润同比增速持续下挫，部分行业甚至出现“越亏损、越生产”的局面。六是在消费实际增速同比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名义消费增速却出现明显的下滑回落。七是在股票市场日益高涨的同时，上市公司和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大幅度下降，资本市场的资金性推动的特点十分明显。八是在房地产销售出现大幅度复苏的同时，而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却依然在低水平徘徊，同比增速大幅度下降，房地产市场全面复苏存在不确定性。九是在靠近国有层面、政策刺激层面和中央大型项目等领域的政策性投资大幅度提升，而靠近一般市场、出口等领域的市场性投资却持续疲软。十是两种制造业PMI指数存在冲突，说明在政策强力刺激下制造业在接近政策层面与出口型市场层面上出现了明显分化。

　　在宏观经济呈现“结构分化”的同时，很多宏观变量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工业增加值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我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增长源变异的萧条期。这说明经济下滑中我国工业受到重创，而不是我国增长结构产生了稳定性的变化和调整。二是固定投资实际增速与GDP增长速度、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的差距大幅度扩大。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去存货投资”较为严重，另一方面说明目前高速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没有落到实处。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高速增长与投资品价格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的下滑存在冲突。这说明要么很多计划投资的资金没有形成相应的购买，要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存在虚报的现象。四是居民收入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实际收入水平上升与居民收入感受指数下降之间存在着一定冲突。这说明政府转移性支付力度较为强劲，未来收入政策的可持续性对于收入的稳定十分重要。五是我国经济深度下滑的萧条状况与目前实际消费增速依然坚挺存在着冲突。这说明可能存在大量“强制性”消费，自愿性消费依然处于低迷状态。

　　二、我国宏观经济指标分化与冲突反映的潜在风险

　　上述“结构分化”、“变量冲突”，说明我国宏观经济向“全面市场启动”阶段过渡的基础依然薄弱，其间可能蕴含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经济风险，主要是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潜在供给扩大与产能过剩带来的宏观经济过度波动与再度探底的风险；二是外需持续恶化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强化“下行压力”的风险；三是货币冲击与输入型价格上涨双重冲击下通货紧缩突然逆转的风险；四是房地产存货的调整以及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市场面临“小阳春”之后振荡的风险；五是“政府性投资的悬空”与“市场性投资的挤出”并存的风险；六是总量可持续掩盖下财政结构性恶化的风险；七是周期性失业的持续攀升与“无就业经济复苏”双重冲击下的社会风险；八是过度救助带来的更大的市场扭曲的风险；九是过度乐观情绪蔓延与决策失误带来的信心逆转的风险。

　　三、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全面复苏的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启动市场”、“巩固企稳”、“减少冲突”、“化解风险”，进而推动宏观经济全面复苏。

　　第一，不宜过度频繁地改变现有的经济刺激方案，以避免出现后来刺激方案的出台导致前一种刺激方案实施落空、无法发挥作用的局面，避免发生经济主体对政策预期不确定的现象。当前应以强调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主，以局部战术性调整为辅。

　　第二，要辩证认识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及危机救助中的作用。虽然政府投资效率步入强烈的递减区间，但4万亿刺激方案对于稳定内需、保证产业循环不断裂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宜启动新的投资刺激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大幅度减少原有投资计划的规模。目前重点应在于：一是落实投资计划，在防止“政策性投资落空”的同时，重点监控地方政府利用刺激政策之便进行变相的地方债务融资和投资膨胀；二是局部调整政府投资的渠道和行业方向；三是强化各种有利于政府投资的拉动效应的政策措施，注重投资的就业效应、产业调整效应；四是改变目前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扭曲的格局，放开对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管制。

　　第三，出口下滑已成定局，但政府不宜对外需进行过度的救助，应坚持从战略高度出发调整贸易政策，特别是对目前出台的政策进行分类调整。一是不宜过度使用出口退税政策来保证出口，以避免为下一步结构性调整带来过多的负担；二是放宽出口信用保险和外商融资担保等有利于扩大外部需求的金融措施；三是利用用于出口退税和关税减免的各种费用创建外向型企业产业转型基金，改变对外向型企业危机救助的方式，促进这些企业在向内销转移过程中进行技术和产业升级。

　　第四，目前我国消费政策的重点不应是简单地进行一次性转移支付或通过补贴来提高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而应通过全局性的、规划性的社会改革来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应坚持以“改革促进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政策，在进一步扩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的同时，出台5-10年的一揽子社会改革计划，以稳定人们的预期。

　　第五，“结构改革”是我国在“止跌—复苏”进程中的政策核心，但应注意避免出现“战略问题战术性处理”的困境，防止与“需求管理政策”产生过大的冲突。因此，结构改革不仅应关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新产业的促进上。同时，对产能过剩的治理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而淘汰落后产能及亏损企业是治理任何危机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应避免不分技术水平和行业分布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生产型补贴。可考虑推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的补贴计划，但对于更新的固定资产要制定较高的技术和环保标准。

　　第六，财政支出在总量上依然存在扩张的空间，但投资性的财政支出不宜增加，而消费性和转移性的财政支出应当提高。与此同时，应重点关注财政结构性恶化的源头——地方财政信贷化的问题。一方面应约束地政府新一轮基本建设投资的膨胀，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各地城市投融资平台融资行为的监管，防止信贷被地方财政绑架。

　　第七，货币政策不应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但可对实施工具和措施进行调整。货币政策在短期应当稳定预期，在中期应当防止通货紧缩向高速结构性价格上涨突然逆转。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工具应从信贷放松向减息转变，人民币汇率应保持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