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范德堡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凯瑟琳·莫利纳（Catherine Molineux）日前在其新著《精致的黑檀色面庞：遇见大英帝国的大西洋奴隶》（Faces of Perfect Ebony: Encountering Atlantic Slavery in Imperial Britain）中指出，“伴随着海上交通的兴盛，200年间英国借助船只运送了超过300万非洲人到西半球。纵观17—18世纪的黑人形象，不难发现英国社会在种族认知观念上经历的漫长‘进化’”。

　　黑人在当时的西方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总以“异类”的形象出现。莫利纳表示，这些作品是殖民统治的产物。17—18世纪，正值英国借助殖民统治开拓疆土、肆无忌惮地开展黑奴买卖的时期。英国社会创造出不少艺术作品来粉饰黑奴制度、掩盖奴隶制度的蛮酷暴行，根据白人的社会偏见勾勒黑人，将其塑造为“原始的、野蛮的、低劣的”负面形象，通过强调黑人的劣等性来巩固白人的社会主导地位，麻痹黑人的反抗意识。这些作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黑奴”形象深深扎根于英国人的思想中。虽然19世纪初期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英国人参与奴隶贸易，但在英国社会，黑人依然是白人的附属品，“白人至上”的社会风气依然盛行。

　　黑奴贸易和殖民争夺使大批黑人沦为奴隶

　　早在罗马时期，非洲后裔就出现在英国，因为罗马军队中有大量士兵是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和摩尔人。15世纪中叶，黑人开始进入英国社会，社会地位“低人一等”。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的船只舰队开始取道大西洋，为血腥的黑奴贸易提供了温床。

　　16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中的黑奴数量急剧上升。大多数黑人成为服侍英国白人的仆人，少数沦为娼妓，还有极少数黑人成为宫廷弄臣。因担心黑人太多会抢走英国人的“饭碗”，加上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伊丽莎白一世在1596年曾命令驱逐黑人。1601年，她在《皇家宣言》中明确表示，“大量黑人的存在令人困惑和不安”。她提出，这些黑人对基督教和福音完全陌生，应当被驱逐出英格兰。

　　17世纪初期，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和美洲大肆开展殖民掠夺，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后裔成为“俎上鱼肉”。这些黑奴从事烟草、棉花、糖料等“源头”农产品的种植工作，为奴隶主赚取了高额利润，成为助燃工业革命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因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扩张，英国社会的黑人数量再次急剧攀升。在当时，英国白人普遍认为，黑仆和首饰一样，不过是彰显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时尚配饰”。

　　18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黑奴贸易国。据英格兰格洛斯特郡议会统计，1764年伦敦有2万多黑奴。有一些黑人在奴隶主死后重拾自由，有些黑人为了追求自由索性选择逃跑。目前，保存在该议会的一则18世纪的告示揭露了黑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这则告示发放于1731年，撰写者是一名白人奴隶主，告示如下：“查理斯·珀维尔，一个贪婪的黑人，据说生于蒙默思郡。本月16日在劳作时逃跑……特此告诫所有格洛斯特人和其他人，不要雇用他。”

　　黑人的“他者”形象与低等地位捆绑出现

　　由于肤色原因，黑人形象在主流白人文学作品中总是被极端化、神秘化和标签化，“他者”的艺术形象和低等的现实身份捆绑在一起。伦敦大学学院艺术史学院荣誉教授大卫·宾德曼（David Bindman）和美国文学评论家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表示，黑人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总以“异己”的身份出现，例如，黑人形象多出现在宗教题材的作品中且被描绘得神秘、超远，或是在其他题材作品中被定格为奴隶和仆人。无论哪一类角色，黑人形象都被描绘成明显区别于白人的客体，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起着“补充”或“背景”的作用。

　　在莎士比亚所著《奥赛罗》中，虽然奥赛罗没有被作者脸谱化，而被突破性地塑造成有思想、有感情的主角，但他仍未摆脱种族歧视的迫害。除了伊阿古的煽动挑唆外，以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班旭为代表的白人权贵对奥赛罗心存芥蒂，不允许黑人和白人结合。而《奥赛罗》悲剧的根本成因是奥赛罗身为黑人的不自信，他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生得“黑丑”，是一个粗野的异邦人，配不上美丽的白人苔丝狄蒙娜。

　　除了文学作品外，黑人悲悯的社会形象更是被鲜活地勾勒在其他艺术作品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英国“绘画之父”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的讽刺画。格洛斯特郡议会相关人士指出，“在17—18世纪的画像中，黑人犹如宠物一般沉默屈从地伴在白人主人的身旁。在西印度群岛，很多英国人以拥有黑仆为荣，即使不太富裕的白人也争相购买黑仆”。

　　莫利纳认为，黑人形象折射出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黑人作为“异族人”的身份既隐晦又刺眼地在英国主流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获得大量的呈现和印证，今天看来，这些作品都在无言地控诉着英国白人对黑奴的剥削和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