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2月24日，胡适倒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再也没有起来。胡适逝世50年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我们今天读胡适先生的书，却没有隔世的感觉。他思考的问题，人们仍在思考。

　　胡适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但常有不得不谈谈政治的冲动。1930年代以后，还不同程度卷入实际政治。但就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言，还是他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一面为大而深远。胡适受人喜欢，遭人反对，都与他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地位有关。陈独秀曾概括《新青年》（实即新文化运动）有两大罪案，一是提倡科学，一是提倡民主。胡适当时与陈独秀齐名，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两个负有最主要责任的人。所以，这两项罪名，胡适都逃不过。

　　胡适坚持的是科学态度和方法

　　先说第一项罪案，提倡科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科学，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有鉴于中国科学和科学事业不发达，有意提倡和推动科学与科学事业的发展。另一个，而且是更重要的含义是，有鉴于国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常犯迷信、武断、笼统、虚伪、矫饰的毛病；提倡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有助于克服这些毛病，使大多数人养成一种重证据、重实验（或实践），实事求是处理一切问题的态度。胡适说，这是一种“常识的态度”，也就是说，科学的态度没有一丝玄虚与神秘，只是跟着事实走，跟着证据走；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有了证据，分析这些证据，提出假设，再用证据来验证。这种思想方法，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本质上与科学家做实验的科学方法是一致的。

　　反对胡适的人，排斥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的人，从两方面指责胡适。第一方面，说胡适不是科学家，故没有资格谈论科学。我们上面所说的已足以驳斥这种指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实际是一种常识的方法，只不过普通人因为种种原因，常常不能严格按常识的态度办事，常常陷入迷信、武断、笼统、虚伪、矫饰。科学家不过是严格地按照常识的态度，跟着证据走，跟着事实所揭示的逻辑走。因此，不是只有科学家才可以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办事，其他的人，只要他希望取得成功，他也必须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办事。胡适提倡科学，就是希望人们都能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办事。

　　第二个方面的指责是：反对胡适和新文化的人们说，胡适等人提倡科学，把科学当成一种新的主义，即“科学主义”。这种科学主义成了一种新的信仰，新的宗教，使人们误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从而陷入新的迷信和武断之中。这项指责确实相当严重，值得认真作一番分析。

　　胡适等人从不曾有“科学主义”的说法，也没有把科学当成一种新的宗教。那么，何以反对者们要给他们冠以“科学主义”的帽子呢？人们知道，胡适不赞成动辄就谈主义，他要人们更多地注意实际问题。这可以说是贯彻胡适一生的思想主张。但在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中，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确有说得不够清楚、容易引人误解的地方。

　　胡适在总结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文章《科学与人生观序》里曾责备他的朋友们在讨论中偏离主题，没有说清楚科学应用到人生观的领域，会产生出怎样的人生观。他佩服吴稚晖所讲述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个“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但他并不满足于吴的说法。他提出：“我们以后的作战计划是宣传我们的新信仰，是宣传我们信仰的新人生观。”又说：“这种新人生观，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这里，胡适接连用到“新信仰”——“信仰的新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大概，批判他的人就是抓住这里表述不很精确的说法，引申出“科学主义”的罪案来。

　　就我个人的想法，把科学说成一种新的信仰，把人生观冠以科学的名号，确实不妥当和没必要。质直一点说，应当是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比较健全的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容易使人理解为，科学已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现有的人生观，只能是在我们现有的对世界、人生的认识基础上所能得到的一种总看法。我们的认识始终是有限的。我们在理论上不承认“不可知论”，同样，在理论上，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有穷尽世界、宇宙一切知识和真理的那一天。有人把这叫做“悲观主义的认识论”。实际上，当时科学派的主将如丁文江等，也包括胡适，他们都是悲观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后来，陈独秀批评他们，也正是基于这点。不过，陈独秀的批评并不准确。

　　所以，我说胡适、丁文江等人被批为科学主义者，有很大误解的成分。他们真正要坚持的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而已。这对于科学不发达，科学精神缺乏，迷信、武断、笼统、虚伪、矫饰等等坏毛病特别盛行的中国十分必要。胡适在逝世前两个月，还曾因为提倡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批评种种反科学的旧传统旧习惯而引发一轮保守主义者对他的猛烈攻击。

　　从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提倡民主

　　第二项罪案，提倡民主。

　　胡适一生追求民主、自由，这是举世公认的。在五四时期，胡适更多从个人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来提倡民主。许多讲论民主政治的人，往往都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制度安排，以为只要掌握到权力，按这些安排做去，民主制度就实现了。绝大多数革命党人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上远不是这么回事。没有个人的解放，没有个人的独立自由，没有基于个人自觉自愿的联合、自治的基础，民主是不可能真实确立起来的。民国成立后几年的实际经验，使一部分先觉者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们差不多都是从这一点出发，来启发青年和人民，要他们自立、自主，解放个人，解放个性，真正认识自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说“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奴隶一样”。而“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

　　胡适还有第三项罪案，所谓“全盘西化”。

　　胡适确是用过“全盘西化”的提法。但在中文世界里，胡适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提法的人。据最坚持“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先生说，他1928年在中山大学的讲演时就提出“全盘西化”主张。胡适则是在1929年为上海的《基督教年鉴》写的一篇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英文文章里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这个英文词，这个词可以译成“全盘西化”。直到1935年因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宣言，引起讨论，胡适才在《独立评论》的《编后记》中明确说，他是赞成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但不久，胡适就发现，“全盘西化”的提法有语病，很容易遭误解。他建议不采用“全盘西化”的提法，而采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用世界化的提法，肯定要比“全盘西化”的提法要好得多。（不过，“充分的”三个字，有些多余。因为无法界定怎样是“充分”，怎样是“不充分”。）世界化就是向世界开放。开放的文化观念，就是近代的文化观念。因为近代与古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各个国家由原来相对封闭和各自孤立的国家，都变成相互并立、相互关联的“世界的国家”（梁启超语）。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也不相信，在这个范围以外，还有可以与中华文化相媲美、甚至超过中华文化的存在。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渐渐知道一些中国以外的文化存在，并且逐渐承认中国以外的文化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但这始终只是少数人的认识。长时期里，有相当多的人，拒绝承认中国以外的文化（主要是指较早进入近代发展历程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有值得中国人学习借鉴的地方。但事实迫使那些人首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科学、工艺值得学习，后来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制度也可以借鉴，再后来，随着科学、工艺、政治学说的传入，西方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也慢慢传入中国。这时，中华文化真正遭遇到挑战，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甚至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感到难以容忍。所谓“全盘西化”，是在这种情形下提出来的。它的意思是说，进入世界化的近代发展历程，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不应主观、人为地预先设置界限。凡是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东西，都可以学习借鉴。我们仔细分析那些反对西化、反对“全盘西化”的人们的主张，他们都希望设定出界限，在超出界限以外的领域，不能学习借鉴西方的东西。所谓“全盘西化论”者，就是不赞成这种主观的、人为的设定界限的做法。他们主张中西文化自由接触，相互琢磨，相互了解，由人民的生活实践去决定。胡适对这一点说得最清楚。胡适说，对于中西文化，“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崇洋媚外、蔑视传统或弃绝传统文化的意思。那么，怎样来实现固有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的目标呢？胡适的主张是：“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可见，胡适关于中西文化的主张，决不能归结为所谓“全盘西化”。况且，所谓“全盘西化”，也根本不是批判者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他们指责“全盘西化”是想全部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的固有文化）。

　　正因为胡适的中西文化主张与批判者的“入罪之辞”毫不相干，所以胡适的文化实践是那些仿佛是中国文化的护法者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胡适终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结合的大事业。他为此而整理国故，为此而组织系统翻译西书，为此而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胡适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时，只讲它的好处；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时，也只讲它的好处。这是真正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负有使命感的人才能做到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