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学者研究和撰写的西方美学史，自然带有中国文化背景和思维特点的印记，但这并不影响对于西方美学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所以，中国学者的创新成果可以与西方学者共享和交流，双方各有特点、各有优长。对西方美学不应满足于介绍和吸纳，中国学者应以自己独特的思维和眼光，着重于批判和创新。

　　关于美学史研究的历史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自1858年世界上第一部美学史——齐默尔曼的《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问世以来，国内外对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已经过多次变革。其研究范式主要有两种：历史性的和思想性的。前者通常是把西方美学史进行史学意义上的断代划分，然后按学派、人物、思想观点等进行历史性的描述，力求达到对西方美学史的客观介绍和客观把握；后者则强调用问题史和思想史的观点研究西方美学史，力求揭示西方美学史所体现的思想的丰富性、历史的规律性和逻辑的内在性，用其思想轨迹规约其发展脉络，以把握西方美学史的思想逻辑和思想内涵。笔者以为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形成一种两者兼容并及的研究范式，使描述西方美学史历史进程与揭示其思想逻辑和思想内涵能够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应注重历代美学思想的“前后联系”，从而深入揭示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轨迹。

　　关于对不同阶段美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性的把握。不同时期西方美学不仅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有极大差异，而且作为其形成基础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和文艺实践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既要看到历代美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也要看到其创新性和独特性。如何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深入研究和阐明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美学发展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是西方美学史研究中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我国学者有的美学史著作往往比较注意寻找和概括全部西方美学史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可能会把某个时期产生的美学思潮的对立加以泛化，作为贯穿全部西方美学史的基本对立线索，这往往导致以偏概全，不利于认识不同阶段美学发展特点。相对而言，一些由西方学者撰写的美学史更多注意不同阶段区别和特点的研究。如鲍桑葵的《美学史》对近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区别、它的发展走向和思想线索、两种倾向的对立和各自特点的论述，值得我们借鉴。

　　关于美学文本的阐释。美学的历史文本是美学史研究的基本依据，对美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是美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面对文本的理解，是文本作者的历史“初始视界”和理解者的时代“现今视界”的相互融合，这种由视界融合所形成的对文本理解的新视界，提供了新经验和新理解的可能性，这对于学术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在充分了解历史语境、充分领会文本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又注意从时代高度在当代新观念和研究水平上认识和评价文本，力求在新视野中提出新见解，形成互相统一的真知灼见，是学术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难点。因此，对于历代美学家的重要文本中所提出的命题、理论、学说、范畴、概念等的理解和释义，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不断以新的眼光重新对文本加以分析、考辨和审视，提出具有新意的阐释，或对已有的某些不确切解释进行调整和修正，从而推进对于美学文本意义的理解和研究。

　　关于美学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关系问题。任何美学思想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和发展的，美学史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有内、外两个层次问题。从内部看，要注意美学史与审美意识史的关系。任何美学理论都是对一定审美意识的哲学分析和理论概括，要深入理解美学理论的历史，就必须了解作为其形成基础的审美意识的历史。只有将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显在的美学思想与暗含在审美意识中的潜在的美学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展现一定时代美学思想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从外部看，要注意美学史与哲学史、伦理学史、宗教史乃至社会思想史的关系。西方多数美学家的思想都是与其哲学、伦理或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就是后者的组成部分，离开了后者，就无法真正读懂其美学思想。因此，如何将美学思想史放入社会意识史和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阐明美学思想与其同时代的或异时代的哲学、科学、宗教学、伦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相互融合与相互促进关系，从而使美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得到更加全面的揭示，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