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教授曾经把当代中国哲学的演进，描述为从“前80年代的教科书哲学”到“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再到“90年代以后的后教科书哲学”。“后教科书时代”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异彩纷呈，从马克思学说本身的历史性着眼，这种研究可划分为“往前做”和“往后做”两种路向：所谓“往后做”是指聚焦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后”，即关注马克思经典学说在当代思想界引发了何种理论效应和新的理论问题，这主要是对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这个路向吸引了众多国内学者关切的目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所谓“往前做”则是指，把注意力指向“马克思与马克思之前”，往前追溯马克思学说的学术渊源和思想来路，重新考量马克思与德国先验哲学、近代英美政治哲学乃至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面对近十余年有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致力于“往后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当代激进理论的研究空前繁盛的局面，笔者希望强调“往前做”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这条思想史之路相对沉寂，研究者和论著的数量都少，更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总体上质量不高，至今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渊源的理解，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实际上都非常有限，而这一课题本质上对于解读马克思来说，恰恰是更艰难的和更重要的。马克思学说按其本质无疑是西方现代思想史演进的一个必然产物和有机部分，然而，不仅旧的教科书体系关于马克思学说之三个思想来源的描述贫乏刻板，直到今天，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渊源的理解仍然空洞粗疏，无法真正进入马克思思想学说的历史性本质。最致命的是，我们的问题意识已经形成一个定式，这就是在提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时，总是强调马克思与西方思想史的断裂和马克思对西方思想史的超越。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这种研究定式背后有一个先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对思想史的批判来保卫马克思，按此目标，如果有谁把马克思定位在西方的近现代思想史谱系之中，像沃格林和施特劳斯所作的那样，那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的贬低。

　　对于这个研究定式是如何背离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本质的，可以举例说明之。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淡化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师承，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超越黑格尔之后重新发现的一种完全异质性的新观念。比如，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面对“现代性自我理解的哲学形式”这个大问题，但两人作了不同处理：黑格尔把问题置于“概念的自我运动”，结果他对问题的解决沦为“概念神话”；而马克思则要求通过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结论可以推广：与马克思相比，马克思之前那些近现代思想家的学说大多是充满错误的。这样一种认知无疑有其合理的根据，因为马克思对整个近现代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和革命性拓展是不可否认的。但马克思的贡献和拓展是在续写整个近现代思想史实体内容的基础上才实现的，这也是思想史的实情。

　　在这方面，施特劳斯的做法富有启示：他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有机部分、“现代性三次浪潮”中的重要一环。在他对现代政治哲学作为现代性危机之最深根源的复杂反思中，他把马克思看成了现代政治哲学演进的一个顶点，由此出发对马克思进行批判。笔者当然不认同施特劳斯的总体观点，但认为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置于现代政治哲学的总谱系中来解读，这并不贬低马克思。反而是我们的研究应该改变让马克思脱离思想史并与思想史对立的定式，改变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抽象肯定和抽象赞美，这将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解读更有说服力。因为很难想象，从霍布斯、洛克、斯密到卢梭、康德、黑格尔，那么多彪炳思想史的巨人都犯下同样愚蠢的错误，使整个近现代思想史充满谬误，最后只有马克思一人发现了真理和终点。这样的解读恰恰会使马克思的思想成就大为减色。现代思想史的实情应该是：那些思想英雄们共同创造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实体，那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一个精神传统，这些人始终被一些共同的问题所引导，从各种不同角度切入问题的讨论，各自作出自己的贡献，共同推进对现代性的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作出了他独特而重要的突出贡献。

　　思想史研究是继“文本解读”之后国内马克思研究界提高自身学术水准的又一次新的努力，通过将马克思置入思想史中，可以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在原有的那种宏大问题框架和单纯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引入历史感和细节叙事方法，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做得更好、更可信、更有深度感。而就马克思学说的根本旨趣而言，批判性地关注中国现实始终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