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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语用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

夏中华  2012年01月10日15: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语用学从诞生直至当下,始终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语言学界在引进时,汲取了语用学课题的营养,却将哲学家原本的哲学目的与哲学色彩淡化了、忽视了”。因此,对语用学追根溯源,弄清语用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用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更对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探讨有积极意义。

  “语用学”滥觞于实用主义哲学

  从词源上看,英语pragmatics一词既指哲学领域的“实用主义哲学”,也指在此之后出现的“语用学”。在学科专业日益分化的今天,已很少有像pragmatics这样可以同时指涉两个学科或两个不同研究领域的语词。词源学上的这种同源关系充分表明,语用学从一开始就与哲学,特别是诞生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密不可分。事实上,正是深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皮尔斯等最先提出了“语用学”一词。尽管他们所谓的“语用学”或“语用”与当代意义上的“语用”在内涵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足以否定两者在学术旨趣方面有如下相同点:一是实用主义哲学充分强调意义探求的要义,这与后来语用学将说写者、听读者以及语境等因素综合考察的思路一致;二是实用主义哲学重视阐释和经验世界,把形而上学与人的主观体验以及外在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与同样重视人类认知能力的语用学也极为接近;三是两者都重视自然语言的意义生成和理解。

  分析哲学为语用学发展提供参照

  如果说当代语用学从实用主义哲学那里承袭了一套术语概念,那么分析哲学则为其提供了一个被批判的参照系。分析哲学思潮最早可以追溯至康德,但其直接发动者还要归于德国的逻辑学家弗雷格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罗素、怀特海以及前期维特根斯坦等。在西方近两千年的学术发展史上,有关意义的探求主要凭借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十大范畴”和“三段论逻辑”。与之相比,分析哲学的知识工具有了很大改进:无论是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的区分,还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建立的那些公理,其实现意义“分析”的基本理路都是将命题内部主词、谓词进一步作原子主义式的分解。显然,这种建立在演绎法基础上意义精确化的描写技术,与当时流行于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是息息相通的。正是由于分析哲学,现代逻辑学才与哲学更加紧密;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研究才走上了科学主义的道路。由此,分析哲学完成了20世纪哲学的第一次语言转向。不过,分析哲学的上述贡献恰恰为发展初期的语用学所否定,它留给语用学最重要的成果,一是弗雷格、罗素等人探讨的指称理论,如今已经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二是形式化的分析技术,主要是数理逻辑工具。尽管后来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在一开始更侧重意义的阐释,但随着语用学和当代逻辑学的发展,尤其是蒙塔古语法的提出,当代语用学与数理逻辑的关系日益紧密,还出现了诸如形式语用学等追求语用形式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对分析哲学过于科学化追求的反驳,语用学也不会取得如此迅猛的进步。毕竟,奥斯汀等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最初也都出自分析哲学的阵营。

  语用学助力哲学之“语言转向”

  真正使20世纪哲学完成语言转向的,还是旨在反驳分析哲学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出现,后者使哲学的意义探索又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元语言(人工语言)转向自然语言。

  在分析哲学后期,英国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很快兴起。他们感兴趣的是通过分析交际意图去揭示语义的全部真谛,其真正目的是通过人的言语看人的思维。与同样是以探求意义生成为基本目标的分析哲学阵营相比,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在语言观上,分析哲学学派认为,人工语言(主要是数理逻辑语言)优于自然语言,因为人工语言不像后者那样普遍存在歧义、多义、模糊义等现象。这实际上是把意义问题完全归于数理逻辑语言本身,尽可能采用原子主义式的演绎方法。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则认为,自然语言在表义功能上并不比人工语言差,虽然人工语言表面是中性的,便于语义的形式化刻画,但它同样是哲学家、逻辑学家为了特定目的制造的工具,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主体性干预。更重要的是,分析哲学那种面向人工语言主要凭借演绎法推导出的公理、定理,不足以反映人们使用语言构造意义的全部实际。在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看来,语言就在于使用,意义在于“说话就是做事”(奥斯汀语),或者像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这其实是语言观上的重大转变:表面上是由人工语言转向自然语言,实际上则在于是否充分考量语言使用者在意义构造过程中的价值指涉。一言以蔽之,语义研究从静态转向了动态。二是在方法论上,分析哲学学派试图通过一套元语言实现意义的精确刻画,如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其最重要工具是现当代数理逻辑,如吉尔伯特数学、逻辑学的谓词理论等。与之相比,语言哲学特别是语用学的开创者,如奥斯汀、格莱斯、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更强调语义的动态性、生成性,他们主要依靠活生生的语言事实,从听读者角度实现意义的解构。

  总之,语用学为20世纪哲学带来了转向,哲学为当代语言学提供了基本研究目标和科学的方法论。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不断推动各自发展,使得语用学成为当代真正需要跨学科研究的领域。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

(责编: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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