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正在迎来一个新起点，这个新起点的特征就是文化发展已成为影响中国发展最主要矛盾的交汇点之一。换句话说，文化发展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文化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发展的增强性作用，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创意设计等人文因素的导入，将极大提升中国经济运行的质量，促进中国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农业体系向中国创意、中国创造、中国设计的转型；文化对经济体系的贡献将与科技进步、金融催化、制度创新具有等量齐观的功效。二是文化的发展将解放长期受困于体制束缚的文化生产力，使文化产业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一轮繁荣的战略性产业板块，在国家调结构、稳增长、保民生的转型期，承担起中长期国家新增经济总量的主要责任。总的来说，文化发展已成为了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改革开放大业的新篇章、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板块。而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参与，构成了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发展的新起点。因此，从策略层面，我们还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厘清，需要进行新的思考。

　　文化发展应建立试错机制

　　从历史过程看，全球的文化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城邦模式、帝国模式、近代民族国家模式3个阶段，这三种模式也可归纳为国家主导模式。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国家进入了现代商业资本模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美国文化发展呈现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特征，经典案例是奥运会的商业化——资本的力量击碎了梦幻五环。这种模式可称为国家引导的多元主体模式。

　　对于未来，有学者提出了沉浸文化模式，指出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是基于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内容生产及体验方式变革而产生的泛文化形态。文化将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模式，跨国公司、信息利益集团独步江湖，其代表有苹果、谷歌、大型社交网站以及维基解密网站等——人们已很难分得清，究竟苹果这样的公司是文化娱乐企业还是工业企业。

　　考虑到文化发展已纳入国家战略层面，因此多国主张实行国家主导、多元参与的模式，其特征是控制性、引导性与创造性、包容性的协同。这方面可借鉴的有德国模式和韩国模式。德国的特点是国家意图和文化机构的协同十分紧密，著名的机构有洪堡基金会、歌德学院、世界艺术宫等；韩国的特点是国家力量直接注入文化产业体系。

　　现阶段，中国的文化发展既要解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这是公民的文化权利；又要解决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国家的文化权利。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不对称、非均衡，导致了文化产业在面对经济领域至今还难以处理的公平与效率命题时显得更加纠结。解开这个扣的唯一途径是实践，因此，应当纳入试错机制。这方面可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许多成功经验，如改革试点、特区、保税区、高新科技园区、中外合资、市场开放、财政转移支付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实践。在国家主导下形成文化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体系和企事业协同发展格局。有探索就有成败，国家应拿出足够的投入来撬动这个领域的发展。在国家主导下，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基础性的文化建设（渠道与内容并重）、扩大文化消费能力（发放国民文化消费券等）、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需要说明的是，对文化的投入不会付出这么高昂的学费，原因是我们已有了这么多年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二是对文化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会形成永不损耗的精神产品，或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社会价值。

　　关于文化“走出去”的路径

　　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进行战略性、整体性整合，形成国家层面的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只作局部的讨论。

　　首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内容“走出去”？从逻辑关系看，首先应当回答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就需要中国的文化工作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提炼出代表中国主流文化价值的基本范畴、概念和主张。文化的精彩在于它的多样性，民族特色是构成多样性的基础；文化的魅力又在于它的普世性，优秀的、能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化艺术具有更广阔的传播时空。同时，我们也需要梳理出能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形态的内容。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其次，中国文化该以什么方式“走出去”？目前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对外文化交流，二是对外文化贸易。前者是政府操作模式，后者是企业操作模式。两种模式发挥的功效不尽相同，具有互补性，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质量、层次、效益、传播力和影响力问题。

　　从文化艺术形式看，应有一个优先秩序和重点的统筹安排。按效益最大化原则分析，应优先加强电影、演艺、动漫、出版、会展等行业的“走出去”。同时要加强营销渠道和新媒体渠道的建设。应发挥好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作用。

　　此外，当前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能力建设问题，中国文化产业的内容体系是有潜力的，但竞争力不强，主要原因是在创意、设计、制作和营销等环节上较为落后，缺乏系统的提升。不妨借鉴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建立出口加工区、引进生产流水线、组建合资企业的经验。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让渡利益空间，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学习、吸收各国先进的文化产业经验，提升文化“走出去”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在做这种选择时，我们应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不必过度地担心本土文化的危机问题。中国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同化能力、融合能力。因此，需要意识到的是，文化自信是我们处理国际文化交往，特别是“请进来”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实际上，中国文化“走出去”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仅就商业化、市场化操作层面，应纳入国际经贸体系，作为常态贸易来对待，即有进有出。

　　国际话语平台的建设

　　中国经济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积极参与者，已被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难以做到韬光养晦，更做不到光荣孤立。我们必须向世界说明中国发展的意图，消除各国的猜疑、误读；换言之，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取决于中国文化体系所发挥的宏观层面的作用；这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全方位的中国文化形象重塑工程。中国文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能在战术层面起到平衡贸易结构的作用，更能在战略层面发挥中国文化对建立新国际秩序的特殊作用。当前国际上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化，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无约束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施行，各种解救方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应对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要还原到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要在生活质量的诉求和价值创造之间画上等号。

　　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创建文化的国际话语平台，也是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应鼓励中国的文化机构积极参加国际性的文化组织和高端活动，如欧洲制片人俱乐部、美国电影协会、国际演艺协会、国际戏剧协会、世界设计师联合会和奥斯卡、格莱美、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欧洲电视音乐大奖、爱丁堡艺术节、萨尔茨堡音乐节、法兰克福书展、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美国动漫节、美国消费电子展、东京电玩展以及四大设计周、四大时装周等，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借助高端平台进行中国文化的营销、推广。

　　同时，我们也应积极创建由中国主导的国际话语平台。比如此前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就是两次成功的实践。而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电影季、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国际演艺平台等平台的搭建，更是为国内文化企业和文化人打开了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窗口与合作平台。

　　（作者系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总经理，本文系作者在第九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上所做的演讲，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