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的时尚理论建构揭示了时尚的二重性特点：既树异于人，又求同于人。循着齐美尔的思想轨迹，凡勃伦、恩特维斯特尔、塞拉贝格和本雅明等人从社会理论的视域完善了时尚的理论谱系建构。时尚的理论谱系建构绝非仅仅只是简单意义社会学意义建构，同时也是关于现代生活的审美意义建构，即通过与生活拉开距离来实现个体对平庸生活的颠覆，从而实现现代个体的审美救赎。

　　来自齐美尔的遗产

　　追求时尚、崇尚时髦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主要风格，作为现代生活中凸显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时尚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俨然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主题。在时尚理论的问题域中，齐美尔无疑是我们不能绕开的，从现代性审美体验这一特殊层面出发，齐美尔揭示了时尚的二重性特性，并对其展开了极其精辟和深刻的论述。

　　在《时尚》一文中，齐美尔认为，时尚是对一种特定范式的模仿，是社会相符欲望的满足。同时，时尚又是求得分化需要的反映，即要求与他人不同，要富于变化和体现差别性。齐美尔的界定揭示了时尚的二重性特点：从众性与区分性。时尚一方面把众多不同阶层的个体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又使不同阶层得以区分开来，时尚是一种社会的从众性和区分性相统一的生活方式。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级的联合，但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被不断地突破。这是一个既矛盾又一致的心理过程。社会上层想树异于大众，往往最先采用尚未被人采用的新事物，实践尚未能被人实践的新行为，而社会下层则要求接近或成为社会上层人物，而往往想方设法采用这些阶级采用的新事物，实践这些阶级实践的社会行为，时尚也就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众性和区分性是时尚不可或缺的两面，如果统一的需要和分化的需要两者中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的疆域也将会因此而终结。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齐美尔的时尚理论其实也有其片面性。首先，时尚的变化不仅限于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时尚的模仿。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时尚大都流行在同一个阶层之中，如我们今天经常能看到的学生时尚和媒体时尚；其次，在齐美尔那里，时尚最初是出现在上层阶级中，然后才渗入到下层阶级，但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时尚起初是从下层阶级或其它社会地位低下的群体发展起来的，比如在美国黑人青年的打扮往往是流行的先导；再次，时尚（就齐美尔来说主要是指服饰）由上层渗入到下层，有赖于上层阶级先穿某种风格的衣服此后才被下层阶级所模仿，在这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如果考虑到今天服装行业的极速高产，这样的时间差就几乎不会存在。最后，虽然齐美尔看到了衣着作为时尚的区分标志的特点，但是，衣着的最主要内涵还在于它的个体可标志性。也就是说，衣着作为时尚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区分，另一方面，衣着本身也是对个体身份的一种确证。

　　循着齐美尔的思想轨迹

　　齐美尔的时尚理论得到了后来的很多学者的响应和批评，如凡勃伦、恩特维斯特尔和塞拉贝格就延续了齐美尔的思考路径。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高贵的、新兴的服装特别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特征的角度来解释时尚的意义，得出了与齐美尔大同小异的结论。在凡勃伦看来，新的中产阶级是把时尚当作谋取社会地位的手段来使用的。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惹人注目的消费、惹人注目的浪费以及同样惹人注目的闲暇来表示他们的富有。既然时尚没有什么实用性，这个阶级中的许多成员就拿时尚作为一种手段，来显示他们和处处讲究实用的那种比较低级的生活方式的距离。凡勃伦认为，精英阶级总是力图用一种明显的标识如服饰或生活方式等来使自己与众不同，而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想借用这些标识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就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时尚追逐潮流。

　　与凡勃伦的观点相类似，恩特维斯特尔在《时髦的身体》中认为，个体对同一性的模仿就仿佛给自己戴上了一幅“大众”的面具，使其觉得自己成为了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因此，时尚是大都市中个体的一种生存技巧，它使个体能够在大都市中以一定的方式和陌生人相遇和打交道。此外，恩特维斯特尔还认为，时尚表达了千篇一律的制度性与人各有己的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它表达了人们既想符合和追赶某种组织性，但同时又想特立独行确立个体性同一的矛盾的愿望。可见，时尚表达了同一性和区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一种既要“入得其中”又能“出乎其外”的矛盾意愿。

　　时尚的理论探讨在塞拉贝格的《矛盾的混杂：齐美尔的理论与实践》那里也有着很好地剖析。塞拉贝格对时尚的分析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时尚的矛盾性及其内在动力。作为个体现代性体验的主要形式，时尚也正是由于诸多的内在矛盾冲突，引诱现代个体对之进行不断地追逐与仿效。具体来说，在时尚中同时存在着对社会差别和身份认定的追求，个人的活动受到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力量或目标的推动。一方面，人们愿意通过模仿他人融入一个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将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通过拥有别人没有的新东西来凸显其个性和独特性。追逐时尚的过程就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因为塑造个性和模仿他人这两个对立的阶段会自动互为因果。

　　时尚的审美意义建构

　　时尚的理论谱系建构绝非仅仅只是简单意义社会学意义建构，同时也是关于现代生活的审美意义建构。首先，时尚展示了现代性“转瞬即逝性”或现代生活的“当下的现时感”。齐美尔曾认为，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作时尚了。在时尚的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在，时尚永远只存在于即将展开而未普遍展开中。此外，在时尚的理论建构中，还存在着另一重审美现代性意义：通过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动态的距离关系来实现个体的审美救赎。时尚作为个体的一种现代生活的审美体验，它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解决。一方面，时尚的从众性表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向，另一方面，时尚的区分性使个体与生活拉开距离，进而实现对平庸生活的成功颠覆。齐美尔认为现代性有其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它为个体的个性化提供了在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新机会，但与此同时，它又扼杀了社会协调的可能性。现代性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种平衡，而时尚则恰恰具有对社会进行平衡的功能，时尚的从众性与区分性实际上也是对现代性矛盾的一种温和的协调。

　　进一步地分析，我们发现，“时尚”所具有的这种动态平衡实际上是对康德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时尚”概念可以说是源于康德的“趣味”概念，而时尚的二重性就是对康德审美趣味的二律悖反思想的批判和继承。根据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阐述的著名的趣味（美感）二律悖反，趣味或审美判断力既是私人性的，又是普遍性的；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在康德那里，这种二律悖反无法解决，甚至连一个恰当的解决框架也不可能找到。美感要求得到人们共享，但是完全基于个人主观判断的美感，又怎么能适合于其他所有人呢？在对康德美学思想的研究中，齐美尔希望给这样一个理论上和概念上无法解决的二律悖反找到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齐美尔社会学理论的目的即是要克服个人和社会的二律悖反，而现代时尚模式可以说就是解决这种二律悖反的最典型的社会行为模式。齐美尔认为近来最吸引现代人的审美价值问题就是审美这种独特的游戏作用，它作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个人感觉和超个人的普遍感觉之间。而时尚以个人趣味的主观偏好为基础，同时又形成了具有社会约束作用的行为标准。由此，“趣味”判断的二律悖反在时尚模式中实现了审美的解决方案：时尚既满足了对普遍性的追求，又满足了个体的独特需求。

　　可以认为，时尚理论建构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在于通过与生活拉开距离来实现个体对平庸生活的颠覆，进而实现现代个体的审美救赎。我们可以把这一观念追溯到现代性美学家波德莱尔那里，而齐美尔显然发展了波德莱尔的理论，对齐美尔而言，现代人追逐时尚，实际上是在强调与现代物质文明保持距离，对时尚的不断追逐也就意味着现代个体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中断与打破。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文化笼罩下的社会现实进行另类的反拨，从而使现代个体在这种反拨和背离中得以抗拒并超越平淡的日常生活，实现对现代平庸生活的审美颠覆。时尚导致了一种对生活态度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强调通过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模式来达到对日常生活刻板模式的中断和颠覆。毕竟，资本主义异化文明影响下的现代社会使主体无所适从，平淡、庸俗的金钱交易使主体深受其累，为了拒绝日常生活的平淡与庸俗，现代人不得不用怪异的方式和极端夸张的举止来表现自我的与众不同，以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救赎。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