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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监管:让网络谣言不再飞

陈纯柱  敖永春  2012年04月06日14:37  来源:中国教育报

  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常常引发“蝴蝶效应”,它传播范围广,速度惊人,是网络时代引起社会动荡与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动因

  网络谣言的传播,给公众、社会公共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造成极坏影响,也使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的诤言陷入“沉默的螺旋”

  在网络社会,由于人们利益的多元化和诉求的多样性,由于网络语言的便捷性、匿名性和开放性,网络必然成为人们交流和炒作、宣泄和攻击对手的“天堂”,于是,网络谣言便在网络的传播中诞生了。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常常引发“蝴蝶效应”而危害社会。网络谣言是网络时代引起社会动荡与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动因,必须加以管控。

  网络谣言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坏影响

  网络谣言是在网络社会环境下,网络使用者以网络这一特定方式向社会传播未经证实的事件、人物或问题的信息。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广,速度惊人。当前网络谣言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各类网络论坛和社区传播、电子邮件传播、QQ等网上聊天工具传播、微博传播等多种多样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

  网络谣言依托互联网传播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是传播的匿名性。在当前互联网管制状态下,在网络上传播信息的主体身份被隐藏,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感削减,消释了现实社会道德约束的力量,弱化了世俗道德规范的制约,使谣言传播者疯狂地张扬自我的欲望。

  二是传播的便捷性。网络的便捷性为网络谣言提供了催化剂。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络变成了“地球村”,网民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简单、迅速地将所浏览的信息复制或转发给成千上万的受众,各种不真实的信息也瞬间传遍世界。网络谣言在网络中呈“发散式”传播和扩张。

  三是传播的开放性。信息资源在网络上的互联互通性,使网上信息及时地让所有网络用户共享,网络谣言必然借助开放的网络引起“蝴蝶效应”而传遍全球。

  毫无疑问,网络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舆论的传播载体。据统计,目前我国网民已达5亿多人。在网络群体中,每一个网民都是这一虚拟空间的“国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法律规范滞后的情况下,骗局与谣言充斥网络。台湾日前公布了网络10大罪状的民意调查,其中就有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杀伤力不亚于黑客与电脑病毒。与传统的传媒舆论相比,网络舆论对国家安全和社会人心影响巨大,如近一段时间网上散布的“保定再现非典”、“新疆籍艾滋病人通过滴血食物传播病毒”、“武汉大三女生求职时被割肾”等谣言,虽经查证均属编造,并使造谣言者得到惩处,但它扰乱了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带来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网络谣言的传播,一方面将给公众、社会公共资源造成巨大浪费,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造成极坏影响;另一方面,它也使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好的诤言陷入"沉默的螺旋"。

  事件越重要越模糊 谣言产生的效应就越大

  谣言的形成和传播并非无章可循。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中设计出了谣言的计算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事件的不确定性。事件越重要、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就越大。网络谣言的成因,可从多方面加以探讨。

  信息的不对称是网络谣言形成的传播基础。谣言的形成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另一种是捕风捉影,放大、歪曲事实真相。网络谣言往往关联于一定的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当这些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人们心目中主流权威信息又没有及时公开出现时,谣言传播者和受众者的信息产生会很不对称,网络谣言就容易成为人们获取事件信息的主要途径,并不断扩散变化。在公共信息需求得不到受众满足时,网民个体的有限理性就会被“集体”的非理性主导,丧失独立判断力,为网络谣言提供了发展空间。由于权威信息缺失产生的真空容易由小道消息填补占领,经过网络的持续发酵和对信息的放大作用,导致网络谣言蔓延,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网络把关的缺失或技术滞后是网络谣言形成的技术基础。在传统媒体时代,谣言传播渠道比较单一并便于控制。互联网掀起的信息革命对网络文明形成重大挑战,任何受众都可以进行便捷的传播,网络必然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由于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和传播路径多样化,网络媒体往往过分追求时效性而忽略了真实性,加之信息发布并没有严格的检查和审核手段,这时的网络必然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以至引发“蝴蝶效应”而煽动翅膀。

  参与主体的心理因素是网络谣言传播的重要动因。网络谣言的参与主体包含造谣者、传谣者、信谣者。网络造谣者的别有用心、标新立异、发泄或娱乐等社会心理,传谣者的轻信盲从、群体无意识心理以及“沉默的螺旋”效应作用,信谣者的从众心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等,在多种社会心理的共同作用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相信谣言的人增多,谣言的可信程度随之提高,形成网络效应而螺旋式扩展。现实证明,网络谣言的形成和传播与参与主体复杂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人类心理主导了谣言传播的规模、谣言信息的变异以及谣言的影响力。

  网络为网络谣言炒作者提供了平台。网络谣言制造者往往带着侥幸的心理而故意炒作,对一些人物和事件故意夸大和渲染,以满足一些猎奇心理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在网络时代,网络谣言炒作性与宣泄性的渠道更为多元和复杂,这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舞台。

  社会发展中的诸多不完善问题为网络谣言传播提供了题材。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新调整,人们经济文化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复杂性;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管理的诸多新问题。这些新的诉求和新的问题在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可能成为一些人在网络上宣泄性放大和发挥的题材,最终形成网络谣言。

  阻止网络谣言须加强网络信息监管

  网络空间的自由不是无限度的,它不应该成为各种虚假信息的天堂。因此,为了阻止网络谣言的泛滥,必须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有效监管,这是保证我国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措施。

  建立信息公开机制。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及时,在受众心目中就极易被认为“有猫腻”。实践证明,信息公开透明是对付网络谣言病毒式传播的最好杀毒剂。因此,政府要建立信息发布公开机制,增强信息透明度,利用主要媒体及时客观公正地发布权威信息、公布真相、引导舆论;建立各类常态的舆情信息收集、预警、分析工作机制;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及时监管网络谣言传播渠道。这样可以有效压缩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将有可能酿成的网络谣言化解在萌芽状态,彻底铲除网络谣言产生的土壤。

  增强技术管理能力。只有对网络谣言运用技术措施进行监控和跟踪,及时查找出造谣源头,才能给予造谣者强大的威慑力。一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内容进行筛选、过滤和防堵,控制网络谣言等负面信息的扩散传播;二是设立网络把关人,培养防止谣言肆意传播的意见领袖,发现有害的网络信息及时报告,立即删除;三是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的匿名性必然成为虚假消息的摇篮。应考虑推行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网络、微博实名认证制。

  完善法律惩戒机制。网络谣言容易扰乱破坏经济和社会秩序,甚至引起政治动荡。一些网民将网络社会当成信息垃圾场,恣意妄为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进行网络煽动;一些网站,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网络谣言视而不见,甚至随意转发。因此,应加强网络立法,加强对网络谣言的监控和追踪,对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不法网站进行依法惩处。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打破“沉默的螺旋”而声张社会正义。

  提升媒介素养。媒介素养包括对媒介信息的获取、甄别、管理、使用、制作、发布的能力,以及对媒体的了解程度,对信息传播特点的认识水平和传媒环境的评价能力等。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所有网民的媒介素养,是净化网络环境、遏制网络谣言的有效手段。一方面要提升网民的社会责任感和辨别谣言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加强自律行为,共同营造理性、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坚持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毫无疑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网络谣言的根本途径。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制定、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互动协商,充分考虑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使利益各方高度认同,从根本上杜绝网络谣言滋生的社会土壤。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中心,陈纯柱为该中心主任、教授)

  链接 声音

  坚守社会对谣言的抵御防线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谣言在互联网内外扩散,活跃度相当罕见。一些谣言甚至纠缠上了长安街和中南海,非常离奇、荒唐,形成了对舆论的纷扰。中国社会应对此有所警觉,不可对谣言的传播听之任之。

  诚然,中国官方的正面信息有时跟不上社会的需求,使得谣言出笼更容易找到机会。但最近一段时间的谣言,有些是自然发生的,有些则得到了不正常的强化。除了官方透明度对谣言的对冲外,社会还应对谣言有理性及道德层面的抵御防线。但现在有一些人在鼓吹拆掉这些防线,公开吹捧谣言的“正义性”,宣称“谣言倒逼真相”,“谣言倒逼改革”。他们似乎有意让谣言成为脱离现行体制控制的“新政治轴心”。

  中国官方信息的发布体系的确需不断改进,但这种改进不可能是推倒式的。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谨慎常常很重要。快速发布信息的风险,有时的确大于搞清楚后集中发布的风险。

  “谣言合理论”实际要的是在现行政治框架外营造一个公众认知的另一个世界,不断腐蚀现行体制内的权威认同。“谣言合理”了,让这个国家在思想和政治上散架就有了相当廉价的工具。

  应把抵制谣言看成中国社会当前人人都可践行的公益活动。中国在“有缺陷地”快速发展,但如果把当前各种谣言汇成一句话,它就是“中国糟糕到了极点”。这些谣言的流行在悄悄损害社会的内力,给社会的理性系统植入有迷惑力的病毒。清除这些病毒需要更加强大的理性编程,既需要点对点地对付它们,也需要系统整体的不断强化和升级。很多人曾不经意与病毒有过交道,吃过它的亏。在“杀毒”和“病毒”之间,我们绝大多数人无疑是前者的同盟军。

(责编: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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