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其次是学者，再次是经济学家，这三个层次对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感受均有很大的异质性。

　　应该说，马克思关注社会现实的根本性感受就是对正义的感受。如果抛开经济学的专业训练，我们考察改革开放后发生的正义问题，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比如金融风暴就是这样，它是真实的，是社会经济运动中“有血有肉”的研究对象，中国经济学家不会忽视这一点，否则所谓的经济学研究就变成苍白的了。这里，对经济学不满或者批判，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方法上有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是需要讨论的。即便是梳理与比较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思想，比如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实际上是很不成熟的，他考察的基本对象是早期的国民经济学家，但是关于他的哲学方法或者基本视角，无疑是批判的。但是，经济学的方法要求是建构性的，所以在批判性和建构性这两者中，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肯定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我的命题是，如果将来有人说中国经济的奇迹造就中国经济学，那么它应该是一种演化社会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为了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给定一个不变的偏好，来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中国是转型期的社会，很多公共政策论证过程涉及个体，他们的偏好在发生变化。这体现在：第一，基于当代大量的行为规则实验，社会状态的现实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深刻地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偏好，简单说就是价值排中率，这个价值排中率在实验中75%的概率发生了逆转，它决定了后面的经济行为。第二，在转型社会，普遍存在认知能力的变化，通过社会交往的方式和范围的变化以及对教育所导致的理解力变化，一个人认知能力发生了变化，在转型经济社会里当然是很迅速的，所以个体的偏好不能假定是不变的。此外，还有观念的改变，比如说幸福感、正义感改变等。第三，就是社会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变化。比如什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这几乎就是一个文化上的范畴了，就是所有的这些重要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发生的重要差异和西方社会的差异，使得我们要解释转型期中国人的行为，就必须要放弃偏好不变的西方的基本假设。这样，中国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行为的理论，它一定是基于演化的社会作为现实前提的，因为偏好的变化本身是导致演化的。

　　我们关注演化经济学，大致上现在看到的一个结论就是需要关注跃迁式的均衡，这种跃迁式的均衡并不是非均衡，也不是均衡，所以这样一个可预见的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说的取代庸俗经济学的传统。现在，我们尚未打破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均衡的概念，如果这个均衡概念取消或者重新解释的话，把它变成跃迁式的均衡，那么从方法上研究中国的经济行为，很多就是可以解释的，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意义的。

　　同样地，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多样性的考察，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包括计算机仿真的实验，我们发现，趋向于所有的社会规范不是单一地出现，而是同时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情景中，社会行为规范又不是固定化的，特别是有一些社会规范会跃迁成为另外一种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互相之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长期的不确定历史过程中，只有那些具有稳定性质的社会规范会留存下来，逐渐成为维护人的权利的支持系统。这是西方比较前沿的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然而，中国主要大学的经济学家、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状态，基本上还是西方的旧的经济学，并不是对西方过去150多年来经济学发展的错误的反省者，他们落后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确实没有现代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