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研究是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热点之一，学术界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6月15日，“文本学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理解”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多家高校和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学者参加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作为研究方法，文本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可以互为补充乃至相互融合。采取文本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并重的路径，可能会发现“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对于理解和解决当前的各种现实问题具有指导性。

　　思想研究和文本研究相互促动

　　研究者认为，对文本进行细致研究，能够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争论已久的问题，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问题，青年马克思与赫斯、施蒂纳的关系问题等，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会进一步深化。通过研究，能够发现“我们时代的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与我们同行”，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分析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庄福龄指出，我国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讨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高潮，但是限于当时的资料不足，学者们的意见难以取得统一。针对类似情况，文本研究能够对澄清问题起到作用。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版本研究，首先，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如版本考据不能脱离马克思早期思想变化快且剧烈这一特点；其次，不能脱离德国乃至欧洲的历史特别是哲学发展史；再次，不能脱离其“左邻右舍”的学术群体。他认为，从文本考证和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理解原著，具有现实价值，能为认识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提供指导。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条路径，分别为文本、思想史和现实路径。沿着文本研究的路径，能够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新景观。进行文本研究，回到马克思等人思考的原始语境，其过程非常漫长而艰难，但是有助于研究者理解马克思主义复杂的内涵。此外，还必须注意到文献考证也离不开思想阐释，文本研究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性。

　　有学者认为，目前对“文本学”等概念还存在争议。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鲁克俭指出，“文本学”一词在国外学术界并不存在，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阐释学进路。通过研究，学者各自得到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独特解释，而解释是开放的。

　　对于方法的讨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韩立新认为，每个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不同的研究路径各有其价值，文献研究不能代替思想史研究，反之亦然。现实和理论之间关系密切，理解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是目前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权威版本之一。据悉，苏联在1924年开始尝试编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并于1927—1941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版）。第一版出版12卷（不含分卷）。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第一版编辑工作一度停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莫斯科马列研究院同柏林马列研究院合作，重新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1991年苏联解体后，第二版（MEGA2版或称新MEGA版）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组织下继续出版。

　　中国学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于中国学者能否以及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文本研究，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争论焦点之一。有学者认为，文本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具有一定的前景。中国学者才刚刚开始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应借鉴国际学者的优长，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在国际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韩立新介绍，目前他正承担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他邀请MEGA2版的编者到清华大学演讲，介绍第一手的编辑、研究经验。他说，MEGA2版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即将出版，这必将有助于解开许多历史难题。

　　鲁克俭告诉记者，由于语言、资料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学者实际上没条件也没有能力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文献学考证研究。国外学者的马克思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向，一种是苏联东欧学者作为MEGA的编辑者偏重文献学版本考证，另一种是西方学者主要侧重于马克思思想研究。两者各有利弊。前者擅长于版本考证，但因受教条主义影响，在马克思思想研究方面较为僵化；后者思想活跃，常常能够提出新的问题，得出新结论，但在利用MEGA及其文献学最新成果方面存在欠缺，一些结论大胆新颖但却有过度诠释之嫌。

　　鲁克俭指出，中国的马克思研究者应当结合苏联东欧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特长，在充分了解国际文献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全新解读，逐步形成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中国学派，并积极开展与西方学者的学术对话。该方面研究任重道远，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但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