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跨学科研究很艰难。首先是在语言层面，每个学科使用不同的概念符号，如果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基本上很难交流，经济学同哲学讲话或哲学同经济学讲话就如鸡同鸭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层面上的困难。其次是学科的性质与兴奋点不同。比如，经济学和法学，现在杂交出了一个法经济学，但这个法经济学自我发展的能力特别弱，问题也时而混淆。法学基本上以正义为主，经济学以效率为主，这样两个范式放在一起，就很难有生存能力。再次是每个人的兴趣和价值观不一样，它使得跨学科对话往往偏离知识传统。

　　跨学科对话虽然困难，但不是不可能。可能性来自几个方面：一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整体，生活中的问题从来都是整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哪怕是经济问题，也绝不只是经济的。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不要离开整体来讨论一个具体的问题。二是现在也兴起了一些可以支撑对话的新平台，虽然这些平台现在看起来还比较弱。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认为我们需要科学理念，形成至少在经济学领域打开缺口的可能性。比如关于理性问题的讨论，在博弈论兴起以后提供的一些范式。

　　我个人认为，在推进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对话的过程中，基础的工作第一就是思想史资源的梳理。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思想史方面的资源没有梳理好，就很难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想导师们的思想到底是怎样超越问题的。根据我个人的了解，在思想史上，至少有三个人非常重要。第一是马克思，在他的整个体系中，根本无法区分哲学和经济学，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社会理论。他开创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范式。第二是亚当·斯密，当代资本主义的设计师。如果不对两人的思想加以仔细研究，就很容易把他们分类，一分类就麻烦了，就形成了经济学和哲学互不搭界的状况。第三是马克斯·韦伯，我认为他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他作为旁观者来建立历史理论，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思想家。

　　斯密的早期论著——《道德情操论》，就是一个明确的跨经济学史和哲学史的重要文本。斯密是思想史上的巨人，他到临死之时还在修改《道德情操论》。还有他的《国富论》，被公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文本。但是，我们现在也注意到西方的研究发生了另外的倾向，现在的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已经从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寻求理论支持了。在经济学院开设的课程当中，《道德情操论》是专门的一门课程，主要用来支撑学生对人类的情感行为和经济行为综合性的讨论。

　　第二个基础工作是需要面向国际社会科学学术发展前沿。西方学者早就意识到学科前沿问题的重要性，有的学者这些年努力打通了经济学和伦理学，这在当代社会非常重要。对前沿的了解和理解是支撑国内学者进行对话的重要基础。浙江大学在2003年成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就是想在这两个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正在做一些社会科学受控的实验，社会原本是不可实验的，但实验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实验变得可能。比如说对人的实验分离出同情心，从而对人的理性的假定进行重新反思。利己主义这个假定在经济学上存在了一二百年。斯密虽然没有明确地讨论经济伦理，但至少在边际效益兴起后，个人主义方法论指导主观的效用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定基础上。然而，理性人确实不能很好地解决人类的全部行为，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做一个更好的实验，来分离出理性以外的情感意志，现在很显然是分离出来了。实际上，在人的所有决策当中，他是同时兼顾着情感和理性的。在博弈实验中，发现了人的行为当中互惠、同情、对他人痛苦的考虑的一面，而这一思想的真正支撑是斯密的同情理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