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党的十八大，本版“迎接十八大文萃”栏目自即日起陆续刊发一批有分量、高水平的理论文章，梳理践行科学发展观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阐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党的创新理论的伟大意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敬请关注。——编者

　　当人类进入21世纪，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发展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弊端暴露无遗，全球性风险与日俱增，国际社会对新的发展模式的探讨蓬勃兴起，能否实现科学发展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中国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把科学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主题，科学发展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旗帜。在当前日趋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认识科学发展问题尤其需要广阔深邃的世界眼光。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呼唤着与传统工业社会不同的新发展理论

　　当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这是中国提出并践行科学发展观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风险社会是对传统工业社会反思而提出的新概念，它具有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极为不同的特点。

　　1986年贝克出版《风险社会》一书，引起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理论的广泛关注。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更多的是指现代性的某一阶段，“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传统工业社会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贝克并且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概念。他认为，“全球风险社会”的含义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具体表现为经济风险、科技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等等。经济风险是指因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各经济实体在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时，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经济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市场竞争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竞争的不合理不可控，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不均衡，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同时，社会风险也在不断扩张。更为严重的是，财富的分配与风险的产生不具有统一性，这就为新的风险的产生制造了条件。金融风险是经济风险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

　　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我们比发达国家要面对更多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我们要面对短时期内对资源与环境的高强度的开发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完成的社会变革。这就会造成一种时空压缩现象，也就是说，传统发展问题与现代发展问题在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关键历史时期聚集在一起。从风险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仅面临大量传统风险的挑战，又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一些现代风险的挑战。1998年的特大洪灾与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非典”，以及2008年南方特大雪灾、汶川大地震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些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风险社会距离中国其实并不遥远，我们已经无可回避地面临风险社会带来的严峻挑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践行正是我国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必然要求。

　　为何国际范围的发展模式之争聚焦于中国

　　伴随着生态恶化、环境失衡、资源枯竭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传统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把世界各国的发展带进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也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不仅引起了国人的深刻探讨，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发展模式研究的一个聚焦点。

　　把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模式研究聚焦点，首推由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提出并掀起的B模式与A模式之争。布朗2003年在《B模式：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姑且称之为A模式），使世界走上了导致经济衰退并且最终崩溃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经济的持续进步，就必须转向新的道路——B模式。”布朗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龙头之一，其成功经历值得大书特书。但他同时提醒，要想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就需要在重要领域做出正确的决策，其中包括在能源开发、农业发展和交通运输诸方面。B模式与A模式之争，受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我们研究科学发展观提出背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国际因素。

　　另一个把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发展模式研究聚焦点的事件，当属“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北京共识”，是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描述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用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变得格外突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们党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的新思想、新举措的出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貌焕然一新。正在为破解发展难题而绞尽脑汁的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投来了赞许的眼神，一时间研究和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成为了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起的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比较和讨论，集中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关注。

　　2004年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指出，“中国的新思想在国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雷默把“北京共识”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三个定理：一是重视创新；二是建立可持续和平的发展模式；三是构筑自主的国际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布朗出版《B模式:拯救地球 延续文明》一书的时间和雷默写作《北京共识》的时间，都是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前后。尽管两者关注的重点和对中国发展的褒贬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的发展及发展模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此后很多国外学者也都强调指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中”，“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这些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实质是世界对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关注。21世纪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这样的发展，成了举世关切的焦点。这种关切无疑构成了研究科学发展观需要予以重视的国际因素。

　　国外发展观演变的启示

　　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评价发展”是发展观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随着世界各国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观也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大体说来，国外发展理论依据其对发展本质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代不同的发展观。

　　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始于二战之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发展理论研究的主流。这些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是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当时发展经济学家还没有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区别开来。他们共同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把经济蛋糕做大，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而，他们都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

　　第二代是强调社会变革的多维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源于对第一代发展观的反思。人们普遍认识到，仅有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还远不能反映和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经济发展本身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发展、社会发展问题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许多发展理论研究者，包括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反思。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展观念已开始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向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转变。这种多维发展观强调必须把发展看做是涉及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及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绝对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

　　第三代是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观，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富有挑战性地提出了“增长的极限”问题，首次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让世界各国接受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并在发展中开始付诸实施。这是人类的一次深刻反思，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人类面临的必然选择。

　　第四代是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进一步把发展观的视角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需求的满足和人的发展。1983年，联合国推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著作《新发展观》一书，此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理论，并称之为“新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作为主题，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成员的全面发展。

　　国外发展观的演变是一个从单维的经济增长转向多维发展、从只顾当代发展转向兼顾当代和后代发展、从重物轻人的发展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的过程，对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但是，由于缺少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国外发展观演变亦有不少缺陷，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现代化除在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停滞和衰退，整个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90年代则被称为“危机的十年”。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有54个国家人均收入下降，更有21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标下跌。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些形形色色发展观的反思。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的有益成果，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将继续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向着民族复兴宏伟目标不断迈进。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