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在于，提供一种有效解释真实世界领域重大经验事实之间的因果及机制性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科学研究领域内的扩张性发展，可以看做寻找所谓普遍性研究结论的努力。该理论对于政治学研究的贡献在于，构建了一种解释不同层次行动者之间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微观机制，并力图以此来准确把握客观世界的真实法则。

　　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历史”倾向

　　然而相较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足够的可观察性、可试验性和可验证性，再加上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状况，因此所谓普遍的社会科学研究结论往往遭致质疑。在评议政治学研究中理性选择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与缺陷时，唐纳德·格林等人认为与其抽象推理所对应的是经验能力的严重不足。这种经验能力匮乏的突出表现即是其“反历史”的研究倾向。它并不重视行动者进行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性要素，在模型构建与分析过程中也没有考虑历史因素的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只要是在人类行为领域，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分析政治结果的研究路径就应该是普遍化的。

　　近年来，分析性叙述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可以看做修正理性选择理论病症的反应。该方法最大的特征是将历史案例的研究置入传统的理性选择分析中，通过历史叙述的方法与博弈理论的推理相结合，修正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历史”倾向。分析性叙述之所以对修正理性选择理论保持兴趣，在于它接受了理性选择理论关于制度的看法，将制度理解为一种行动者策略互动的均衡状态。因此，分析性叙述的主要兴趣是提供一种解释和理解制度起源与变迁的路径。不同的是，分析性叙述更加关注如何将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假设作历史性的检验。

　　更具历史特征的分析性叙述

　　从制度研究的方法论谱系来看，分析性叙述对制度变迁中的冲突斗争、妥协交易、制度依赖、关键性事件、制度原始条件的关注，与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制度主义并无显著差异。作为将历史比较研究与理性选择模型结合的尝试，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案例选择标准与一般过程上。

　　分析性叙述对案例的选择是比较苛刻的。首先，它倾向于选择那些适合进行建模的案例，构建的模型必须能够有效地展开主要行动者之间围绕理性所进行的策略互动。参与者的数量有限，且其偏好、利益以及行动准则相对来说是可预见的和明晰的，以此增强研究结论及变量间因果机制的信度。其次，分析性叙述虽然关注外在性变量、偶然条件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但还是尽量选择那些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内不确定性较低的案例，或只考虑那些最为重要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再次，分析性叙述和理性选择理论一样，都强调顺序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叙述是对历史进程连续性的表达，这种叙述越是详细清楚，对于一般假设的检验价值越高。

　　分析性叙述对于一般理性假设的检验是非常复杂的，它贯穿于叙述的始终。首先，分析性叙述根据选取案例的制度背景，从中清理出主要的行动者以及决定制度结果的根本性要素，以此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假设。其次，干扰性因素的存在导致研究者不断停下来思考研究假设的合理性程度。如果研究假设并没有构成严重的冲击，则偶然因素要被纳入分析之中；如果偶然因素严重损害了假设的合理性，则应该否定之前的研究假设，再选择一种解释力更高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再次，在研究结论的一般化阶段，分析性叙述特别注重对于关键节点的分析。这时，分析性叙述注重即时性因素检验的重要性，而且要保证即时性因素与连续性因素逻辑基础的一致性。

　　在建立模型进行推理、强调行动者理性选择的制度影响方面，分析性叙述与理性选择理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分析性叙述更加重视演绎、归纳和重述的结合，而不仅仅是演绎；更注重对行动者理性选择的逻辑进行反复检验，而不是将这种逻辑视为前后一致。因此，通过修正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性叙述所推崇的理性选择更加具有历史特征，并拒绝研究结论普遍化的倾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