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它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前行的航程，同时也像一块真理的燧石，越敲打撞击越闪烁出耀眼的火花。

　　《讲话》中的许多话语，今天重新读来，依然感到精准、适用和深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确实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用活了。

　　笔者认为，《讲话》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归根结底是由其理论功绩造成的。这种功绩，可以把它概括为三条：一是彻底地解决了作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二是高度重视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功能与价值；三是创造性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审美情感实现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都是带有原创价值的。

　　不过，这些问题的解决须得有个前提，或说须得围绕个中心，这个“前提”和“中心”就是要先弄清楚我们的文艺是给谁服务的？用《讲话》的说法，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对此，《讲话》给出的答案是：“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里的“首先”二字，既深刻又辩证，因为它把“为什么人”中的一般与特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等问题，都合理地解决了。《讲话》一方面讲文艺要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 一方面讲“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样，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学界有人反感和非议这个“首先”，那多半是出于误读和曲解。

　　众所周知，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某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缺少理想、境界低下的倾向，一些作品散发着过度的商业气息。这表面上看是由作家艺术家素质造成的，但深究起来，无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结果。从这类文艺作品的背后，我们是不难透视和辨析出它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想掩饰也掩饰不住。这就是“为什么人”问题的“根本”性和“原则”性之所在。

　　在市场经济、阶层分化、物欲横流的条件下，我们的文艺还要不要表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不要表现社会底层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文艺的服务对象还应不应当包括他们？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重读《讲话》，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