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它的灵魂，是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论断。这种论断，至少包含了八个相互联系又层层推进的重要部分：其一，要以为人民而创作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其二，要把“人民生活”看做最重要的创作源泉；其三，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其四，要把人民大众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加以表现和讴歌；其五，为“便于”人民接受，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其六，文艺作品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其七，“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其八，把文艺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即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终标准。如果说《讲话》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这种系统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开拓和推进，那么，《讲话》提出的社会效果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新的生长点。

　　《讲话》诞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但因为深入把握了进步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讲话》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论述包括社会效果论的基本精神是穿越时空的，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正因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在明确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我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之后，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又反复强调：包括文艺部门在内的一切精神生产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直至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又明确重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2011年11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文代会和第八次作代会的讲话中同样强调“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些都是和《讲话》精神一脉相承的，并赋予社会效果论以新的时代内涵，为当代我国文化事业、文艺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下，我国文艺工作在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中所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文艺家、文艺单位自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力争实现两个效益统一的行动进一步证明了社会效果论的正确。无须讳言，在国内外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下，在创作主体和艺术生产、传播单位的纷繁选择中，也出现了一些颠倒两种效益关系乃至曲解“社会效果”本身的主张和做法，需要认真加以辨析。笔者在这里结合对《讲话》的重新学习，尝试分析一下两种主张。

　　有一种主张说：“作品是给人看的，票房价值、收视率就是效果，票房价值、收视率越高就证明社会效果越好。”我以为，这种说法首先抹煞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根本区别：如马克思所说，在物质产品的交换中，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浮动，“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但在精神产品的交换中，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价格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在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中价格与价值背离、逆反、倒挂现象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怎么能将票房数字、收视率与社会效果等同起来呢？进而言之，《讲话》所讲的社会效果，并不是指一个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而是指人们看了作品后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即读者和观众看了作品后精神上行动上有什么变化，精神境界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行动更积极了还是变消极了。《讲话》中讲得很清楚，最好的社会效果就是“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文艺作品社会效果的目标是“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当代中国文艺要成为激励人民前进的力量”。试问，那些专门靠感官刺激、庸俗搞笑的烂小说和烂片，那些专门消费历史和经典乃至把楚汉相争归结为刘邦和项羽争夺虞姬的“作品”，那些用挑逗做法引得全场狂欢乱叫的演出，它们中确实有不少赚足了票房和收视率，但它们在读者和观众的精神上行动上产生的是什么影响？能指望它们去提高民族素质、激励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吗？无疑，这个并不复杂的问题被搞得如此混乱，根本原因在于有些人已经偏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立足点。

　　另有一种主张说：“评奖就是对社会效果的一种评价，凡是获奖作品都是社会效果良好的作品，是对社会效果的盖棺定论。”是的，评奖是对文艺作品的一种社会评价，在通常情况下，多数获奖作品的社会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不能把评奖中获奖与社会效果完全等同起来，更不能盖棺定论。其一，评奖过多过滥的情况依然存在，有些未经统一规范的评奖，在评委会组成、评选标准和评奖程序上都存在问题，获奖作品经不住社会检验的情况时有所见。其二，即使在中央主管部门统一规范的评奖中获奖，还要看获得的是作品奖、重要单项奖还是次要单项奖（包括技术奖），有些获次要单项奖特别是技术奖的作品，整体的思想艺术质量和社会效果并非都好。其三，有些参加评奖的作品系刚刚面世，获奖只是评委们的一种判断，包括获大奖的作品在内，不一定每个获奖作品都能经得起此后“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的检验，经不住检验乃至惹出麻烦的事例并不鲜见。其四，在国外评奖中获奖就更加不能一概而论。人所共知，因文化立场和政治背景的不同，有些评奖专找我国主管部门没有审查通过和人民群众批评的作品给奖，目的就是要挑战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民族尊严，能说这些作品的社会效果都很良好吗？

　　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高和最终的标准，真正的社会效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作品在广大读者和群众的精神上行动上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能否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种真正社会效果的实现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还要建立科学的监测方法，以防止被收视率和各种评奖牵着鼻子走。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重温《讲话》的科学论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效果这个最高检验标准，更好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